不信任鑑定，打官司又耗不起
三種正規途徑都不順暢致醫鬧頻發，一些患者認爲“不鬧不解決”
近日，衛生部、公安部聯合發出《關於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今後在醫院擺設靈堂、花圈等擾亂醫療秩序的醫鬧行爲將受治安處罰，甚至被究刑責。
該通告一出，醫鬧再度成爲關注焦點。這是否可以緩解長期以來嚴重擾亂醫院秩序的行爲?如果不“鬧”，患者又該如何維權?
難忍“軟暴力”被迫辭職
最近，醫生張先生從省城一三甲醫院血液科辭職，原因是他遇到了一起醫療糾紛。
張先生博士畢業後到這家醫院工作還不滿三年。提起這場糾紛，他說“這簡直成了我的噩夢”。
“對方不認可檢驗結果，每天我一上班他就等着我，我回家還跟着，半夜也常打電話恐嚇。”張先生說，這種“不打不罵”的軟暴力讓他嚴重神經衰弱，不得不離開醫院。
濟南市公安局經濟文化保衛支隊六隊隊長劉生軍負責醫院治安20多年，他說，醫鬧一般分爲“三部曲”，先是患者家屬到醫院領導那裏哭鬧，然後再擺花圈設靈堂干擾醫院秩序，再不行就恐嚇當事醫生，“個別患者家屬對醫生的家庭情況很瞭解，會拿綁架孩子等來威脅。”
省立醫院醫務處負責人孫廣恭說，早在2010年5月13日，濟南市就下發了《關於維護醫療機構正常醫療秩序的通知》，對醫鬧做了處罰規定，“效果還是有的，但是執行起來尺度不好把握。”
另一家省級醫院醫務處負責人也稱，一旦發生規模較大的醫療糾紛，醫院還是極度被動。不久前該院發生一起醫患糾紛，近百號人把門診大廳圍住，擺花圈拉橫幅，一夥人衝進副院長辦公室，把這名副院長扣了一天。
執法人員到了現場，但覺得對方是弱勢羣體，怕引起衆怒。“患者天然地被認爲是弱者，但患者和受害者是有差別的。”這位負責人說。
缺乏賠償標準，難達成一致
“我們是農村來的，不懂醫學，鑑定專家都是醫院的人，所以我們不願鑑定。”諸城市一位曾經因爲產婦手術的事情“鬧”過當地醫院的人士說，在他看來，只有“鬧大了”纔會有人管。
這位患者家屬的話，代表了多數面臨糾紛的患者及家屬的想法。“醫院暴力事件頻頻發生，這影響了醫療人員的積極性，反過來也不利於患者。”一位專家說。
儘管有正規途徑可供選擇，醫鬧還是成爲患方的一種常態選擇。這位專家認爲，患方不走正常途徑解決問題，是出於“不鬧不解決問題”的心理。那麼，現在解決醫患糾紛有幾條正規途徑，爲什麼患者不尋求正常途徑?
“目前有三條正規途徑可走。”省立醫院醫務處負責人孫廣恭說，第一是醫患雙方協商解決。賠償金額在一萬元以內的可由醫患雙方協商，1萬到15萬之內的由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幫助解決。
據介紹，目前國內各地紛紛成立醫患糾紛調解委員會。以濟南爲例，主要受理濟南二級及以上醫院發生的醫患糾紛。
委員會由離退休的醫學專家及律師等組成，主要職能是將醫患糾紛的處理，從醫院內部引導到外部，主動介入調解，提供諮詢服務和解決建議等。
一家大醫院的信訪辦人員介紹，協商解決經常談崩，因爲對於賠償數額的標準沒有一個細緻的劃分。“比如同樣一起醫療糾紛，院方認爲賠償10萬，但患方認爲必須30萬，到底誰對，很難說得清。”
信息不對稱，患者不信任鑑定結果
第二條路是到衛生行政部門進行投訴，通過醫療事故鑑定解決。
濟南市也規定，患方索賠金額在15萬元(含15萬元)以上的，醫患雙方應先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鑑定，明確責任後再進行調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位臨牀專家介紹，進行醫療事故鑑定，可以直接委託醫學會進行鑑定，也可以向當地衛生行政部門申請，由衛生行政部門把鑑定申請移交到醫學會。
“醫療事故鑑定小組是由臨牀醫學專家和法醫專家組成的專家組。”該專家介紹，鑑定由專家鑑定組組長主持，雙方當事人在規定的時間內分別陳述意見和理由，鑑定組成員根據需要提問，也可以對患者進行現場醫學檢查。
“專家鑑定組半數以上成員的一致意見形成鑑定結論，因此結果應該是比較客觀公平的。”該專家稱，但是由於患方對醫院專家失去信任感，再加上很多患者親友不懂醫學，在信息上存在不對稱的現象。“這就導致鑑定結果難獲一些患者家屬認可。”
耗時費力，“好幾年都判不了”
第三條途徑則是直接去法院起訴，走司法程序。
“打官司一下好幾年，耗不起，也沒錢請律師。”上文提到的諸城市這位“鬧”過當地醫院的人士說，“也有打官司的，但是好幾年都判不了。”
孫廣恭說，面對醫療糾紛，醫院和患者其實同樣弱勢，而醫鬧事件往往兩敗俱傷。他希望法律的介入能讓雙方不至於孤立無援，也能夠規範醫療糾紛的處理方法。
另一家三甲醫院的辦公室人員認爲，在走正規程序上應該提高效率，“比如法院在審判醫療糾紛案件時，能否開闢一條綠色通道，可以讓患者放心去用法律武器維權。”
而目前醫鬧往往是爲通過私了獲得更大利益，這跟一些大醫院的“擺平政策”也有關係。一旦發生此類事件，醫院生怕鬧大，就想盡快擺平，有時候法律的程序反倒被放在一邊。“這樣只會更加激發公衆不滿，加深了醫患矛盾。”該人士認爲。
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認爲，其實看病貴和看病難是導致醫患糾紛的重要原因。“在公衆對醫療極度不滿意時，一些細微的不滿，醫療服務不到位，都可能成爲醫患糾紛的導火索。”(郭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