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住“大處方”既需要道德“軟約束”，更需要制度“硬約束”。只有道德建設和制度監管並舉，“大處方”才能真正消失。
不久前，北京的蔣先生帶着6歲的女兒去醫院看感冒。醫生說白細胞偏高，需要增強一下免疫力，並開了處方。劃價取藥後，蔣先生大吃一驚。一共17盒藥，總價850元，包括15天劑量的匹多莫德口服液和7天劑量的四種感冒藥。院方的解釋是：這個處方是合理的，沒有任何問題。匹多莫德可以不吃，但如果白細胞升不上來，家長要承擔風險。結果，第二天晚上，孩子的體溫就恢復正常，17盒藥尚未服用。蔣先生很想搞明白：遭遇疑似“大處方”，患者能否找到一個公正的第三方裁定？
“大處方”雖然是個模糊概念，但還是有一定標準的。根據衛生部規定：“無特殊情況下，門診處方超過7日用量，急診處方超過3日用量，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況下需要適當延長處方用量未註明理由的，應當判定爲不規範處方。”照此標準，這張處方無疑屬於“大處方”。對此，衛生行政部門作爲醫療行業的監管者，理應給予明確裁定和及時迴應，而不能讓患者四處求證。
然而，醫學是一門極爲特殊的學科。正如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世界上也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體。儘管醫學存在基本規範，但由於人體千差萬別，“特殊情況”隨處可見。因此，僅靠衛生行政部門的監管，很難根治“大處方”。
醫學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技術是有標準的，而藝術是無標準的。事實上，醫生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治療的多與少、處方的大與小、切口的深與淺，往往因人而異，並無涇渭分明的界限，甚至連教科書上也沒有標準答案，很難量化評判。而過度醫療之所以難治，原因就在於此。例如，衛生部門推廣“臨牀路徑管理”，希望以此約束過度醫療，實現“同病同治”。但是，很多醫生並不遵循路徑，往往以“情況特殊”爲藉口擺脫路徑束縛。這說明，再完美的規則，也捆綁不住醫生的手。如果醫生想逃避規則，總能打出漂亮的“擦邊球”，讓“裁判”徒喚奈何。
醫生乾的是“良心活”。善惡對錯，存乎一心。除了天知地知，惟有心知。醫德是社會道德的“標杆”。從全世界來看，凡是醫生，都必須堅持病人利益優先，始終把病人的需要放在首位，而不能讓個人利益影響病人利益。按照公平正義原則，提供不必要的昂貴服務是違反職業道德的。因此，對於醫生這個高尚的職業來說，惟有良心，纔是檢驗“大處方”的“金標準”。
行醫是一種使命，而非一門生意。只有遠離商業氣息，醫生纔有尊嚴。記得北京協和醫院有一位婦產科醫生，爲了保住一名年輕患者的子宮，如同農夫在地裏刨土豆一樣，竟然剔除了419顆肌瘤，創造了協和婦產科的紀錄。而在此前，幾乎所有的醫生都說只能摘除子宮。雖然剔除一個瘤子和400多個瘤子，收費並無差異，但醫生依然竭盡全力，生怕遺漏一個瘤子。這種愛心和善意，閃耀着醫學人文精神的光輝，體現了醫生對生命的尊重，令人肅然起敬。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處方”是一個長期累積的綜合問題，既有醫德因素，也有體制因素。因此，管住“大處方”，既需要道德“軟約束”，更需要制度“硬約束”。只有道德建設和制度監管並舉，“大處方”才能真正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