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學專業的易富賢，十幾年來關注研究人口問題並時常回國做講座，希望更多人關注人口政策。他認爲爲保持人口的更替，國家應改善民生，能讓一個家庭養得起三個孩子，既不能將一切問題歸罪於“人口太多”，也不能將責任往“計劃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
允許獨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車薪
問：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人口政策邁出了跨時代的一步——實行“單獨二孩”政策。2014年11月5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確認，目前全國共有約70萬對符合條件的夫妻提出二孩申請，與此前預計每年約200萬對夫妻申請差距較大。作爲現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系研究人員，10幾年來專注於人口研究並出版了《大國空巢》一書的作者，你是怎麼看待單獨二孩的實踐數據的?
易富賢：單獨二孩的實踐表明，人口生育政策亟待繼續放開。
人口預測就像在高山爬行，如果像在平原那樣循規蹈矩，是會摔下懸崖的。單獨二孩申請數之少，並且逐月減少之快，出乎我的意料，根據不斷變化的單獨二孩申請數據，我對單獨二孩多生人數的預測也是一變再變。2014年8月22日我在財新網的文章曾預測單獨二孩後第二年會多生75萬人;10月20日在《財經》雜誌的文章預測第二年只會多生66.8萬，4年合計只會多生167萬人;10月30日在《經濟觀察報》的文章預測第二年只會多生54萬，4年合計只會多生135萬人。
截至12月底，全國只批准92萬例申請。根據2010年各省市人口數和這次截止12月31日實行單獨二孩的天數，進行加權平均，比如北京總人口1961萬人，到12月31日已經實行單獨二孩政策313天，二者相乘，爲613867萬人/天。將各省市的數據相加，除以29個實行單獨二孩省份的130799萬總人口，加權平均爲272.9天，平均每天批准2811例申請;扣除政策出臺前懷孕的18萬例(“超生”687人/天)，那麼新增申請是2151例/天。申請人數在逐月減少。假如全國今後的92.1天每天批准2000例，那麼一年(365天)只能會批准95萬例申請;減去政策前懷孕的18萬例和政策後原本打算超生的30萬例，剩下的47萬例以65%的出生/申請比(上海雙獨二孩的出生/申請比只有50%)計算，只會多生30萬人。補償性出生在1～4年內以4：3：2：1的比例釋放，那麼合計只會多生75萬人，遠低於國家衛計委和翟振武課題組所預測的1000萬。允許獨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車薪。
這次的估算可能也還過於樂觀，因爲一些基層計生人員反映，由於單獨二孩申請程序相對簡單，導致符合其他生二孩條件的家庭、同時也符合單獨二孩的家庭，均按照單獨二孩申請，使得單獨二孩申請數虛高。也就是說，單獨二孩政策對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中國今後鼓勵生育的任務非常艱鉅。
問：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發佈會上也採納翟振武的數據，認爲如果全面放開二孩，多生9000萬人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造成很大影響。
易富賢：我認爲這個結論值得商榷。首先，翟振武等人以資源、環境爲由設置15億人口控制上限本身缺乏科學依據，我在《大國空巢》第6章以及發表在《國際經濟評論》上的論文《資源、環境不構成人口增長的硬約束》中進行了詳細的論證，中國的人口承載能力遠遠超過衛計委的預測。
其次，即便中國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峯值人口也不可能達到14億。全面二孩的目標育齡婦女是單獨二孩的9.7倍，那麼幾年合計只會多生728萬孩子，根本不會達到翟振武所預測的9700萬。
通過目前的單獨二孩實踐數字來看，2015年我國生育率只有在1.2左右，遠低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研究所所長蔡昉2012年預測的2.4，也低於他最近預測的1.6;全面二孩的話，峯值生育率可能只有1.5左右;停止計劃生育，峯值生育率也只能在1.7左右。補償性出生之後，生育率下降速度將比當年臺灣、韓國還要快(社會發展水平超前中國大陸21年、23年，2013年的生育率只1.07、1.19)。即便千方百計鼓勵生育率，峯值人口也達不到14億，今後面臨的是人口銳減和極端老化，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也將是“新常態”。
兒童撫養比是是人口投資總撫養比過低並不是好事
問：現在中國社會由於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大而社會負擔較輕的狀況將不復存在，人口結構會脫離人口紅利的狀態嗎?
易富賢：我一直不認同蔡昉等人將總撫養比視爲“人口紅利”的說法。總撫養比是指非勞動年齡人口(0-19歲人口、65歲及以上老人)與勞動年齡(20-64歲)人口之比，包括兒童撫養比(0-19歲兒童與勞動人口之比)和老年撫養比(65歲及以上老人與勞動人口之比)。中國由於生育率從1971年開始快速下降，導致兒童撫養比、總撫養比的快速下降。其實兒童撫養比是人口投資，老年撫養比是還債。兒童撫養比增高並不會阻礙經濟增長，而是會通過拉動內需而推動經濟增長，比如美國在二戰後出現嬰兒潮就促進了經濟繁榮。尤其是兒童撫養比高峯還會通過補充勞動力，減緩老年撫養比的上升，爲後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增加活力。降低兒童撫養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資，是一種人口高利貸。
問：那麼最適合經濟發展的總撫養比應該是多少呢?我國目前的狀況又如何?
易富賢：總撫養比並不是越低越好，在70%-80%之間最有利於經濟發展、就業和社會穩定(太低，撫養人口少導致內需不足，“遊手好閒”者多，失業壓力大)。美國和發達國家(整體)的總撫養比長期在70%-80%之間。印度由於生育率下降平緩，總撫養比將長期維持在70%左右，與美國一樣，光是憑藉內需就可以滿足就業。
中國2014年的總撫養比只有46.8%，從國家層面上看，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低，遠低於世界平均的74%、印度的77%、美國的68%，也低於日本歷史上最低點(1996年)的59.5%。如此低的總撫養比，使得內需嚴重不足，就業和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而隨着年輕勞動力的減少，佔領國際市場的能力將減少，就業問題將越來越棘手。
中國近期的經濟問題的核心是總撫養比太低(兒童撫養比太低)，內需不足;遠期經濟問題的核心是總撫養比太高(老年撫養比太高)，勞動力不足和老年化。如果繼續目前的人口政策，兒童撫養比繼續下降，老年撫養比快速上升，總撫養比持續增加。如果能果斷停止計劃生育並出臺鼓勵生育率政策，將生育率穩定在2.1以上，既能提高近期的總撫養比(提高兒童撫養比)，又能降低今後的總撫養比(近期出生的孩子今後成爲勞動力，增加總撫養比的分母，降低老年化程度)。
爲孩子投資是本能反應嬰兒潮拉動內需
問：社會上有種聲音是說從直觀感覺上說，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源之一，至少從就業上來說，年輕人減少會讓上學和就業競爭不那麼激烈了。
易富賢：其實“人口多導致就業壓力”與“落體速度與其重量成正比”一樣荒謬。一個正常的社會是2個人的消費提供1個就業機會，比如美國3.1億人，能提供1.6億就業機會;日本1.27億人，能夠提供0.66億個就業機會;巴西2億人，能提供1億個就業機會。中國1980年一胎化政策實施後，少生了1.3億人口，看上去少撫養了1.3億人，但也少了1.3億消費羣體，減少了大量就業機會;並且由於家庭孩子少，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相當於男性的85%，世界罕見，進一步加劇了就業壓力。
如果將人口再生產看作是產業的話，生產嬰兒是人類社會投資拉動率最高的產業。孩子出生，要到20歲之前一直是單純的消費者，而且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的。嬰童經濟的產業鏈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幾乎所有方面。二戰後，發達國家就是因爲嬰兒潮拉動了消費，提供了年輕勞動力，而迎來了幾十年高消費、高增長的“黃金時代”。
所以降低兒童撫養比意味着人口投資的減少，而年輕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讓我們過早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人口的消費能力遠低於嬰童，資本回報率低，一旦老齡化程度加大，相應制度建設不健全，銀髮市場能有多大?
爲孩子投資是一種本能反應，只要政府解除限制，家長會不斷地進行投資，大大改善內需市場。擔心出生堆積，就像久旱擔心下雨一樣。
應改善民生讓老百姓養得起三個孩子
問：國外是否有提倡生二胎的國家呢?他們的經驗我們是否可以借鑑?
易富賢：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在1960年代曾提倡生二胎，隨着經濟的發展，生育率快速下滑，這三個地區生育率分別在1976年、1982、1983年之後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1，後面鼓勵生育，但並未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峯”，現在生育率只有1.0左右。伊朗在1989年開始提倡只生二胎，最多三胎，生育率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9，2000年的2.0，2006年的1.7;現在已經廢除這項政策，鼓勵生育，但也未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峯”，生育率繼續下降。
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在恩施、翼城、承德、酒泉這4個800多萬人口的地區全面放開二孩，但是作爲一個整體，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52，還是因爲經濟文化落後。“二胎區”2010年人均GDP只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2/3，城市化率只有36.85%，低於全國的49.68%，只相當於全國2001年的水平。可見，即便全國從20世紀80年代就放開二胎，2010年的生育率也低於1.5。試點說明全面二孩是遠不夠的。
並且，全國其他地方由於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態”。比如湖北省長陽、五峯這兩個經濟落後的少數民族縣，2000年生育率分別只有1.19、1.14;經省人大批准放開二胎後，並沒有出現補償性出生，2010年生育率分別只有1.13、1.27。
新疆建設兵團漢族人口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十幾年後改爲允許生二胎，也沒有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峯和生育率反彈，“十五”、“十一五”時期，生育率都穩定在1.0左右。
上海戶籍人口中有200多萬個雙獨家庭，但是2008年實行雙獨二孩政策以來，5年只收到15000例申請，只生下7000多二孩。河南2011年在全國最後才實行“雙獨二孩”政策，當時預計每年將多生1.8萬人;但是兩年來，僅有600多個家庭生了二孩。
2014年單獨二孩申請率如此之低(尤其是東北和華北)，說明民衆的“爬蚤心態”已經非常嚴重。
問：根據相關調查顯示，中國目前平均每個家庭平均想要1.86個孩子，是世界最低。你認爲生育意願低的問題要如何解決?
易富賢：社會越發達，教育水平和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願越低，婚齡、育齡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單身人羣比例也越高，生育率因此也就越低。
生育意願與現實生育率參存在巨大差距。1998-2008年臺灣的總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8%，比如2008年理想子女數是2.0個，但是實際生育率只有1.1。1992年-2010年，日本總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1%～57%，比如2005年理想子女數是2.11個，但是實際生育率只有1.26。多項調查顯示，中國目前平均每個家庭平均想要1.86個孩子，是世界最低。據此判斷，即便沒有計劃生育，生育率也難以達到1.5。
中國大陸經濟和城市都是圍繞着獨生子女政策規劃，少生的觀念已經深入骨髓，鼓勵生育的難度比臺灣地區、韓國還要大。
中國一方面要面對生育率難以提升，一方面還要面對20～29歲黃金年齡育齡婦女在2011年達到1.14億的頂峯後開始減少，到2032年只有0.65億。另外，隨着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卻將從目前的1000萬左右增加到2063年的近2000萬人。中國人口政策急需敦刻爾克大撤退式的戰略轉向。
我覺得一定要通過改善民生讓老百姓養得起3個孩子。
今年光棍危機全面爆發
問：從人口學角度來看，你認爲一個家庭生幾個孩子比較合適?
易富賢：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發達國家需要每個婦女生2.1個孩子，中國由於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比發達國家要高，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接近2.3。由於有單身、不願生育、生育障礙等人羣，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一個、兩個、四五個甚至更多孩子。比如一個人羣共182個孩子，其中90個來自3孩家庭，40個來自2孩家庭，32個來自4孩家庭，10個來自5孩家庭，10個來自1孩家庭，似乎生育率很高。其實：30個婦女生3孩，20個婦女生2孩，8個婦女生4孩，2個婦女生5孩，10個婦女生1孩，外加10個婦女沒有生育(超過1/8家庭存在生育障礙)，共80個婦女，人均只2.275個孩子，還達不到更替水平。
城市規劃導致“人滿爲患”
問：那你覺得爲什麼會出現中國人口仍在快速增長的錯覺呢?
易富賢：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是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這是城市爲什麼比農村繁榮的重要原因。
即便中國人口減少一半，北京、上海人口還是照樣擁擠。計劃生育的後果是農村包圍城市，農村已經淪落爲老弱病殘的基地，象戰爭年代一樣滿目瘡痍;而城市卻因爲大量的農民工涌入，一片繁榮，甚至還有“人滿爲患”的感覺。
知識分子和官員居住於城市，尤其是迅速膨脹的大城市。城市化的加速、鐵路建設滯後、回老家過年的傳統、戶籍制度所導致家庭成員兩地分居以及每年兩個“黃金週”，都在進一步強化了人們關於中國人口仍在快速增長的錯覺。
問：所以你認爲是城市規劃導致了“人滿爲患”?
易富賢：事實上，中國城市人口密度確實太高了。北京東城區和西城區、天津老城區每平方公里超過2.4萬人，上海虹口區、黃浦區以及廣州越秀區每平方公里差不多3.5萬人。
人口密度高導致房價高、交通擁擠、生活壓力大，民不聊“生”。人口密度與生育率直線負相關。
美國生育率能達到2.0左右，與其城市規劃有關。美國城市分爲中心城區、建成區、都會區，芝加哥、費城、邁阿密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只有4千多人，建成區則只有1千多人。
人口最密的紐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0萬人，建成區也只有2千人。美國房價只是家庭收入的四五倍。各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時間只有20多分鐘，連紐約五個中心區也只有41分鐘。北京通勤時間普遍超過1個小時。
中國的城市建成區全部以超過1萬人/平方公里規劃的，縣城的人口密度比紐約中心區還高。
中國2013年城市化率達到54%，意味着有7億多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建成區只有約7萬平方公里(1億畝)，只佔0.7%的國土面積和5%的耕地面積。這麼高密度即便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提高。即便中國的城市全部依照芝加哥那種模式規劃，也有足夠的土地，又能保證糧食安全。
社會要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
問：也有專家認爲，如果全面放開二孩，有關部門或許沒法做好“接生”準備?
易富賢：我與全國多地的婦產科和其他科的醫生討論過，他們都認爲中國的醫療資源彈性很大，應付補償性出生高峯是沒有問題的。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年均出生2500多萬都沒有問題，現在醫療水平和條件還大有提高和改善。即便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補償性出生高峯期間，每年出生人數也達不到2000萬，沒有什麼可擔心的。
問：有人認爲你一直是人口學界的激進派，主張儘快放開計劃生育政策，補充年輕人口。
易富賢：我覺得我的觀點並不激進，反倒屬於溫和派。我只是希望維持社會可持續發展。社會要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要維持人口相當於上一代不增長也不減少(世代更替)，中國的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需要接近2.3。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國家和民族自殺。我反思計劃生育政策只是出於“本能”，動機很平常，並不高尚。如果其他人像我這樣認識到人口危機的嚴峻性，也會這麼做。
問：在你最新發表在《中國發展觀察》上的論文《從單獨二孩實踐看生育意願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國人口形勢展望》中，依據科學的人口預測原理和參數，分五種方案對對中國2015-2080年的人口形勢進行了展望。能簡單說說最後的結論嗎?
易富賢：從人口結構分析，中國人口危機開始爆發：2014年總撫養比止跌回升，2015年20-64歲勞動力達到峯值後開始負增長;日本、歐洲、美國都是在總撫養比拐點和勞動力拐點前夕出現經濟危機。
中國的勞動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將在2021年降至4.8;從日本、美國、臺灣、韓國的情況觀察：當勞動力/老人低於7.5，經濟將從8%以上的高速增長逐漸轉爲4%左右的中速增長，當勞動力/老人低於4.8，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減速。
立即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峯值出生規模也只能在2000萬左右(低於中國1986～1990年、印度近年2500萬的出生水平)，總人口將在2023年達到14.0億的峯值後負增長，到2080年降至8.95億。即便生育率能夠穩定在2.1，中國人口將在2035年達到14.73億的峯值，到2080年降至13.77億。如果繼續目前的人口政策，2080年人口將不到7億。
所以我們建議儘快停止計劃生育，並出臺有利於人口發展的政策，儘量讓生育率提升到並穩定在2.1以上，既能改善近期的內需和就業結構，又能緩解今後的老年化和勞動力短缺，讓中國人口和經濟走向持續發展道路。
多年持續關注只想引起大家關注人口問題
問：你的專業本是生物醫學，什麼原因讓你開始關注人口問題，並且能夠持續關注?
易富賢：在1999年出國時我也認爲國情不同，其他國家可以不實行計劃生育。中國人人多，喜歡生孩子，應該適當限制生育。
但是出國後，我發現華人其實是最不願意生孩子的種族。美國一般家庭生育3個孩子，而周圍的華人都只願意生育1個或者2個孩子。更年輕一代大多隻願意生1個孩子，有些一個都不想生，很難發現有生育3個孩子的家庭。
最開始我從人口與語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寫過一些短文，在網絡上以“擺地攤”的形式，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
2002年5月，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給了我一個職位，閱讀了一些婦產科的資料後，我發現不育不孕症，將成爲人類僅次於腫瘤和心腦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增加了10倍。
之後我開始深入研究人口問題，並將所有業餘時間放在這方面研究。並且堅持在中國各大論壇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從而成爲互聯網掀起反思計劃生育思潮的“鬥士”。
若沒有我太太全方面的支持，我很難堅持下來。基本上她一個人帶三個孩子，她經常自嘲說是單親母親，有4個孩子，包括我。
問：最開始網友對你的文章或者說觀點是支持還是反對?
易富賢：開始遭到網友一面倒的反對，罵聲一片。經過差不多一年時間的宣傳、辯論，海外論壇的輿論開始逆轉。
大約在2003年，人民網強國論壇對我的文章審查上出現鬆動，一些文章得到“放行”。
2006年，網絡民意基本逆轉，網絡地攤變成了連鎖店。2009年，我在人民網“E兩會”上提交的《停止計劃生育，恢復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得到了4萬多人的支持和796人的聯署，成爲“第一提案”。
這些年，我一直通過電子郵件給數百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送資料。2010年和2011年，共給幾千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郵寄資料和《大國空巢》的幻燈片和資料。
通過這些努力，還是有了一些成果，據我所知，每年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員提出調整人口政策的的建議或者提案。
問：結合個人經歷，你是怎麼看待人口問題的呢?
易富賢：我從湘西農村到省會長沙求學、工作，經歷了中國從農業社會逐步工業化的過程。在中國各個階層都有親朋，我也知道了他們生育心理和扶養能力的轉變。
博士畢業後我到美國工作數年，認識了多種不同生育文化圈的朋友，瞭解了各種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況，深刻體會到生育文化的影響。
我始終認爲人口是文明發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必要條件，卻並非充分條件。我們既不能將一切問題歸罪於“人口太多”，也不能將責任往“計劃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