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發佈的《2012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2年全國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款物捐贈總額約817億元，佔GDP的0.16%，人均捐款60.4元。較2011年下降3.31%，已是連續第二年下降。(9月21日《法制晚報》)
這樣一組國內年度慈善捐贈數據，無疑既顯得有些“難看”，也令人“難堪”。這不僅因爲它是一組“連續兩年下降”的數字，而且還是在原本就非常低的基礎上的“連續下降”。這正像媒體報道中指出的，“中國慈善捐贈規模與國際水平差距依舊懸殊”，“2012年美國接收社會捐款約爲3162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0%。中國GDP約爲美國的1/2，但美國慈善捐贈總量卻是中國的近24倍”。
在“差距懸殊”背景下，我們的慈善捐贈何以依然“連續下降”?民政部官員提到的“持續負面影響”，顯然是導致捐贈“連續下降”的重要原因。而這種所謂“負面影響”，實際上也即此前輿論曾熱議的由於慈善組織公信力嚴重不足而引發的社會信任危機，如其中堪稱典型的紅十字會信任危機。而上述《報告》數據也已充分見證了這一點。如2012年紅會接收社會捐贈約21.88億元，同比再次減少了23.68%。而在2011年，紅會接收捐贈28.67億元，降幅近六成。
直觀來看，這種慈善組織的社會信任危機，無疑首先是一種由於慈善組織運行管理透明度不高、相應慈善信息缺乏公開性所引發的信任危機。如此前媒體調查顯示，“透明度”爲公衆對慈善組織的“第一要求”，而對目前慈善組織透明度表示“非常滿意”或“滿意”的公衆僅佔23.5%;其餘八成公衆均表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或“一般”。
而更進一步分析，這種慈善組織信任危機，歸根到底，實際上還是一種社會公衆對目前許多慈善組織的運行管理機制體制，難以形成信任的體制化危機。這正像原民政部部長徐永光曾提到的，“世界銀行前行長曾告訴我，華人的慈善捐款熱情很高。中國人現在的捐款數量沒有想象的那麼多，並不是文化的原因，而是制度的原因。中國人有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的傳統，而現在的體制抑制了這種熱情”。
具體而言，這種抑制慈善熱情的體制，實際上也就是我們在許多半官方慈善組織身上都能強烈感受到的，那種具有濃厚“政事不分、政社不分”色彩、高度行政化權力化的慈善組織運行管理體制。誠如社科院《民間組織報告藍皮書2013》指出的，“以紅十字會爲代表的中國很多官辦公益慈善組織和社團組織具有強烈的行政色彩”，“官辦社團組織頻頻遭遇嚴重信任危機，充分表明對他們的去行政化改革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這種背景下，要想改變所謂的“負面影響”，進而救贖“慈善捐贈連續下降”趨勢，根本還在於必須徹底從體制上改變祛除慈善組織自身固有種種“負面”現狀，如信息“不透明”，運行管理體制“行政色彩強烈”的“負面”現狀。(張貴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