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命走到醫療的盡頭，是選擇繼續與疾病“戰鬥”，還是接受事實從容地告別?現實中，很多人被迫在醫院搶救到最後，還有很多人是被醫院“趕”出，在無法言說的苦痛煎熬中離世。
很多國家把一個人最後幾個月的生存時間，定義爲生命末期。1967年，英國護士桑德斯給生命末期的病人創辦了一處容身之所，專門療護生命末期病人的“緩和醫療”由此誕生。上世紀70年代，緩和醫療在英國發展成爲醫學專科。近半個世紀後的中國，老齡人口超過2億，晚期癌症、老年癡呆、高齡衰弱等慢病已成爲死亡主要原因，但人們對緩和醫療仍非常陌生。截至目前，全國僅有146家機構有緩和醫療服務，其中大部分是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而由於醫保、藥品政策不配套，即便開展了也不太順暢，許多生命末期的病人無處可去。
這與中國醫療體系有關。世衛組織提出的緩和醫療三條原則是：重視生命並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遵從病人意願，緩和醫療不主張採用令人痛苦的有創救治方法，而是用一些方法解除疼痛和不適，比如用嗎啡、心理疏導、音樂療法、芳香療法等。如果重症監護室一天費用爲1.5萬元，那麼，採用緩和醫療服務的病人一天費用大約只需要1500元。雖然生命末期病人死亡是確定的，但時間不確定，而且不需要能“盈餘”的有創救治，這對於身負死亡率、病牀週轉率、科室盈虧率等指標考覈的醫院來說難以接受。推諉生命末期病人，關閉緩和醫療病房，因而成爲首選。
醫院的不積極與人們對死亡諱莫如深的態度交織在一起，讓緩和醫療在中國難以推進。即使是開闢了衆多社區舒緩療護病房的上海，說服人們接受死亡也並不容易。病人家屬將這種感覺形容爲“像把親人丟下懸崖一樣無力、絕望”。在生命末期，積極救治，延長生命非常重要。但也要看到，看起來高度發達的醫學技術，面對死亡，很多時候依然束手無策。有調查顯示，除了單純地延長生命之外，重病患者主要關切還包括避免痛苦、加強與家人和朋友的聯繫、意識清醒、不成爲他人的負擔，以及實現其生命具有完整性的感覺。此時，技術已無法挽救“墜崖”的生命，不能熨帖“無力、絕望”的家人心靈，更不能實現病人的願望。這樣的情況下，緩和醫療服務就變得格外重要。
在文化相近的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有一些很好的經驗。亞洲首先採用緩和醫療的是日本，納入醫保後，大部分日本人選擇通過緩和醫療步入死亡。臺灣也將其納入全民健保，當醫生判斷末期病人生命只有6個月時間，就會啓動法律程序，病人預立醫療遺囑，放棄有創搶救，進入安寧療護階段，然後音樂治療師、營養師、臨牀心理學醫師等會介入，彼此配合，使病人得以平靜祥和地離去。
在中國，每年有270萬癌症患者死亡，他們花掉了畢生70%以上的積蓄，佔去了國家20%的衛生總費用。如果提供緩和醫療服務，他們家庭的負擔會大大減少，能節省大量優質醫療資源，並能實現少痛、體面而有質量的“尊嚴死”。對於走向深度老齡化的中國來說，這不僅是醫療體系發展所需，更是對每一個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