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在塞拉利昂、幾內亞、尼日利亞和利比里亞等地暴發的埃博拉疫情已感染1779人，造成961人死亡。埃博拉病毒是能引起人產生出血熱的烈性傳染病病毒，死亡率在50%至90%之間，該病迄今爲止仍沒有特效藥可治，也無防止感染的疫苗，發病原因目前尚不明瞭。
然而，美國醫生肯特·布蘭特利和南希·懷特波爾使用一種混合單克隆抗體ZMapp後產生了奇蹟，兩人已開始康復。但是，此舉也引來爭議，有專業人員認爲，對埃博拉感染者使用未經人體臨牀試驗的藥物不符合倫理，也不明智;只讓美國醫生試用ZMapp，而不讓非洲的廣大患者試用ZMapp，這也有不公正之嫌。
爲此，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陳馮富珍說，面對一個沒有任何有效藥物和疫苗的高死亡率疾病，需要醫學倫理學家提出處理這一問題的建議，WHO提議最早在8月中旬召開倫理小組會議，探討使用試驗性藥物的規範。一個需要堅持的原則是，任何治療都不能將同情心作爲依據，而要以臨牀試驗爲依據，以獲得某些藥物是否有效的更多信息。在一種疫情大面積和迅速暴發時，能不能使用未經臨牀試驗的藥物，需要從療效、法規、效益最大化和公平原則等多方面來考慮。
就療效而言，ZMapp已通過動物試驗，證明其有效，而且對兩名美國醫生的治療也證明有其效，因此，該藥物的試驗性使用並沒有多大問題。與此同時，專業人員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可以使用ZMapp之類試驗性藥物的根據。一般所提新藥的人體試驗包括三期臨牀試驗，但實際上是四期，即第一期研究對象爲健康人，後三期研究對象均爲適應症患者。儘管廣義的藥物包括各種藥物和疫苗，但有研究人員認爲，ZMapp是一種單克隆抗體，是特殊的藥物，用抗體進行治療只要一期臨牀試驗證明有效即可，緊急情況下不需要再進行後面的安全性試驗。
對這一觀點的證明早就有了。1891年12月10日，德國醫生埃米爾·貝林爲一名陷入絕境的白喉病患兒注射了一種血清，這種血清裏含有抗白喉桿菌的抗體，第二天，患兒的病情明顯好轉。由此，誕生了人類防治傳染病的重要方法——血清療法(抗體療法)。也因此，貝林獲得190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03年SARS在中國暴發，疫情初期也沒有特效藥，解放軍302醫院醫生薑素椿在爲患者治療時感染了SARS，他用廣州康復患者的血清給自己注射，很快痊癒並重返工作崗位。姜素椿所用的也是抗體療法。所以，在重大疫病期間尚無有效藥物的情況下，抗體療法是唯一可行的手段。
就法律法規而言，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FDA)有一部《憐憫用法》，它允許在危急情況下使用某種未經人體試驗的藥物(研究性用藥)。此外，FDA還有一個EAP臨牀試驗條款，允許製藥企業爲了讓患有嚴重疾病且不適合參加對照試驗的患者在特定條件下，能夠得到正處於臨牀試驗階段的研究新藥的治療而開展的一類臨牀試驗。按這兩項法規，ZMapp用於兩名美國醫生的試驗性治療也是符合規定的。
剩下的問題是，爲何不對其他患者使用ZMapp?其實，只對醫生使用是最符合倫理規範的。因爲，ZMapp的療效和安全性並沒有得到充分驗證，醫護人員首先試驗這種藥物是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行爲，也是爲了避免對病人造成損傷。
況且，ZMapp的效用正如8月9日在美國衆議院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權和國際組織小組委員會聽證會議上，美國疾控中心主任湯姆·弗裏登所指出的一樣，“ZMapp只是媒體炒作，不屬於嚴格的科學進展。真實的情況是，我們對這種藥物的治療效果、毒性或安全性一無所知。別說兩名患者，甚至100名患者都不一定完全確定其效果。”因此，不讓患者試用ZMapp纔是現階段最符合倫理的。
至於WHO在未來幾周的倫理小組會議上能否得出是否可以對患者使用ZMapp的結論，不得而知，但一個比較合理的倫理是，當面臨一種有一線希望但未經安全驗證的藥物和90%的病死率時，冒險使用這種藥物應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