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專家：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
中國人民大學醫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峯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李國慶
武漢大學兒童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楊健
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雲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執行研究員孫永勇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長安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我國在這七個方面最根本的問題有哪些，未來工作將如何推進，又將爲人民生活帶來哪些改變？《生命時報》記者蒐集百姓和一線工作者的心聲，並請專家給出具體建議。
幼有所育：填補落後地區
早教空白一想到孩子上學的事兒，趙穎眼中略過一絲惆悵。女兒姍姍今年5歲了，一出生就託給家鄉的爺爺奶奶照顧，趙穎和丈夫長年在北京打工，一家人聚少離多。趙穎老家在吉林省梨樹縣梨樹鎮董家鄉，村上幾百戶人家，只有一所村小學和一所中學。“在城裏，姍姍這麼大的孩子都能讀書畫畫了，可我女兒啥都不會。”趙穎打算將姍姍接到身邊，可丈夫說什麼也不同意，“城裏的幼兒園哪有那麼容易上？”
著名早教專家、武漢大學兒童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楊健：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幼有所育”作爲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提出來，把學前教育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幼有所育”就是讓所有0~6歲的適齡兒童得到更好的教養撫育。2016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77.4%，提前完成了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2020年達到70%的目標任務。
但不容忽視的是，學前教育的數量、質量問題仍然存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0~3歲兒童的教養撫育問題。我國現有學前教育體系主要關注3~6歲兒童，0~3歲尚未列入體系內。實際上，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父母無法起到完全的教養撫育作用，更多的是委託祖輩撫養孫輩，對0~3歲的撫育需求幾乎是剛需，從近年來幼兒教育火爆程度可見一斑。
二是農村兒童入園問題。當很多城市家長還在抱怨“上個幼兒園比上大學還難”“入園難，進公辦園更難”時，農村家長面臨的卻是“無幼兒園可上”的悲慘境地。究其原因，地方政府未充分重視兒童早期發展，長期以來集中力量搞九年義務教育和城鎮兒童早期教育，導致農村學習教育成空白區。幼兒園等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教師隊伍長期缺乏，即便在北京師範大學這樣的師範教育高等學府，也沒有0~3歲相關教育專業，加上農村待遇低、條件差，更加難以吸引人才。
從社會發展來看，城市化進程加快，大多農村地區經濟不發達，人均收入低，青壯年大量外流，致使兒童缺乏家庭教育和關愛，不斷誘發新的問題。
趙穎的故事不是個案。關注兒童，就是關心國家的未來，更是關心人類的發展。現階段，形成相關共識對促進兒童早期發展極具重要性，對國家人力資源及未來意義重大。要想提高整體國民素質，決不能遺忘了這些孩子。政府應當優先考慮中西部貧困地區0~6歲兒童，在教養撫育等方面綜合干預；調整經費投入，在人口較爲集中的行政村建立普惠型幼兒園；推進志願者支教項目，設置學前教育“特崗教師”等。
學有所教：不均衡是根本問題
託關係、找門路，爲了給孩子選個好初中，湖南省的楊女士四處奔走。“我在長沙打拼多年，孩子在邵陽老家的普通初中上學。相比於城市裏健全的教育機制、週末豐富的課外培訓班，老家教學內容單一、資源匱乏，我怕耽誤了孩子。”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楊女士的擔憂反映出當前教育不均衡的根本問題。自1986年頒佈《義務教育法》以來，我國用不到2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普及義務教育歷程。但我國人口衆多、幅員遼闊，教育發展仍不均衡、不充分。一方面是數量不足，每年有超過6.9%的學生不能按時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另一方面是質量不夠，集中表現爲不同學校、不同地區、不同學段之間的不均衡，其中城鄉之間不均衡問題尤爲突出。
“學有所教”有三個層面的意思。第一，人人享有義務教育。比如保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享受免費義務教育，輸入地政府要做好教育管理與規劃工作；在高原、高寒、牧區、島嶼等交通不便地區，保留並辦好必要的教學點，保證適齡兒童有學上。
第二，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縮小校際差距，辦好每一所學校。以城鄉教育爲例，推進城市教師支援農村教育，組織城市名師到農村學校進行巡迴教學示範，完善高校畢業生定期服務農村教育的制度，同時擴大優質信息資源輻射面，繼續實施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工程等。
第三，人人享有合適的教育。目前，教育的單一化、統一化及片面追求升學率等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創造有個性的教育，不僅需要大力減少行政部門對正常教學的干擾，鼓勵特色辦學，還需要建立靈活開放的教育體系，開設彈性課程，實施多元發展性評價，努力實現人盡其才。實現“學有所教”，制度保障是關鍵，它包括三個“改革”。其一，深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理順政府、社會、學校之間的關係。轉變政府管理教育的職能，將屬於學校內部管理的事務交由學校管理，政府依法進行宏觀管理和調控。學校依法享有管理自主權，實行自主辦學。社會參與對教育的監督和評估，促進教育質量的提高。其二，深化辦學體制改革。鼓勵和引導多主體興辦教育，調動社會辦學積極性，引導民辦教育健康發展。其三，深化教育投入體制改革。依法保障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
勞有所得：社保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
畢業一年多，馬莎已經換了兩份工作。她現在在石家莊一家還算有名的珠寶公司上班，主要負責內刊的廣告內容。“每個月工資3000多元，公司給交‘五險’，比起上一份工作，已經算不錯了。”
馬莎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公司做微信公衆號的代運營，每天定時幫多個公衆號發佈文章。“當時工資比現在稍微少點，而且沒有‘五險一金’。所以幹了一段時間，我就跳槽了。”在被問及現在的公司爲什麼不交“一金”時，馬莎顯得挺不在意：“以我的資歷和學歷，能有公司要就不錯了，哪好意思提要求，況且上一家公司連‘五險’都沒有。”
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雲：我們提到的“勞有所得”，至少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勞動分配的公平性，簡單來說，就是你付出的勞動能否獲得體現其價值的報酬；二是指僱傭方應當給予員工一定的社會保障，主要指五險一金。薪酬公平性涉及到整個社會的分配合理性問題。
比如，過去我們用“勞動最光榮”來讚美體力勞動者，如今“最光榮”有點向腦力勞動傾斜。辛苦工作的體力勞動者，收穫的報酬與腦力勞動者之間有着巨大的差距。再比如醫生行業，由於培養過程漫長、擔負責任重大，在國外，他們都處於薪資排行的最上層，但在國內，絕大部分醫生的工資標準都難體現其工作價值。因此，我們未來應當進一步改善社會分配製度，儘可能讓所有人的付出都得到相對等的回報。社會保障方面，我們最常見的問題就是馬莎的情況。一方面，小公司縮減開支，不願意爲員工交“五險一金”；另一方面，很多人也意識不到要維權。社會保障是每名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只要他們與僱主產生了勞動關係，就有權要求“五險一金”。針對此，立法上已有所規定，但顯然，我們在執法上仍需改進，才能保證人人真正“勞有所得”。
病有所醫：鼓勵優質醫療
資源下沉“小病不出村、一般疾病不進鎮、大病分級轉診”，這是貴州省遵義市鴨溪鎮楊柳村醫療衛生服務的寫照。爲方便村民就醫，5間衛生室分佈在村子的四面，村醫們每天早9點至晚5點坐診，時常還會到行動不便的村民家中出診。“村裏實行家庭醫生簽約制度，除了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幾乎所有人都簽約了家庭醫生。”楊洪梅是5名村醫的負責人，她告訴《生命時報》記者：“平時有人關心自己的健康，村民心裏都樂開了花。”慢性病是村民健康的頭號大敵。村醫每兩週會對已確診高血壓、糖尿病的村民進行一次隨訪，每隔半年隨訪一次處於患病臨界狀態的村民，每年還會給健康人羣做一次體檢，包括測量血壓、血脂、血糖等，爭取做到早發現、早治療。
儘管近年來我國不斷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覆蓋率，但不少居民看病仍會奔赴北上廣等大城市，甚至出現“全國人民去協和”的現象。凌晨2點，北京協和醫院急診中心的候診大廳擠滿了患者，不少人坐在走廊地面上。正在輸液的崔先生告訴《生命時報》記者：“我從山東老家來看病，沒想到大醫院做手術這麼難排。我已經在急診室待了12天，還沒排上膽囊切除手術，一直不敢吃飯，只能靠輸液。”中國人民大學醫改研究中心王虎峯：這反映了我國醫療資源配置失衡的問題。當下，我國優質醫療資源集中在城市，農村、基層、邊遠地區相對匱乏，不少人都有去大城市、大醫院看病的習慣，造成三甲醫院常常人滿爲患，一些基層醫療機構卻不斷萎縮，既影響優質醫療資源發揮最佳效益，也影響服務體系效率。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病有所醫”，可細分爲三個層次。第一，實行全民覆蓋的醫療保險制度，有效遏制“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第二，進一步推進我國醫療服務體系的科學化、合理化；第三，抓好預防保健，讓民衆儘量不得病、少得病。從當前實際出發，我國實現病有所醫有兩大突破口。一是推進分級診療，鼓勵優質醫療資源下沉。疾病分輕重緩急，儘量保證每位患者都能就近得到適當的診療，使總量有限的醫療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就是實現醫療資源下沉的一種方式。二是調動家庭醫生、基層醫療機構在“治未病”方面的能動性和積極性，建立起科學有效的績效管理體系，評價醫務人員健康管理工作。
老有所養：做到養老方式多樣化
在北京香山腳下一家養老院內，83歲的李大爺和老伴安詳地坐着。李大爺告訴《生命時報》記者，老兩口排了五年的隊才住進養老院，老伴已經開始失憶，大多數時候，兩人只是靜靜地坐着。截至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超2.3億，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老年人口過兩億的國家。預計到2050年，這一數字將達到4.8億，約佔亞洲老年人口的2/5、全球老年人口的1/4，比現在美、英、德三個國家人口總和還要多。老齡人口的迅速增加，對我國的社會保險、醫療保障及養老服務等方面都是嚴峻的挑戰。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執行研究員孫永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幾千年來百姓的美好夢想。保障人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一直是黨和政府的努力方向。我國已初步建立了以居家爲基礎，社區爲依託，機構爲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但目前的養老服務現狀令人堪憂，僅從城鎮養老院嚴重滿足不了需求就可窺見。私人養老院費用昂貴，公立養老院“一牀難求”，家庭養老還存在諸多問題。專業人員缺口大，針對失能、失智老人的專業護理員更是稀缺。住不起、住不進、住哪裏，正成爲城市老年人的養老心病，更別提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了。確保“老有所居”應做到養老方式多樣化，大力推動各類養老服務機構設施建設。
日前《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審查會已召開，這項規範一旦實施，將推動養老機構服務質量的提升。公立養老院應該以無依無靠、失能失智的老人爲首要目標，政府應多鼓勵民間資本和專業人才投入養老服務行業。不同於傳統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社區養老是目前較爲適合國情的養老模式，老人除了接受家庭照顧外，還依託社區提供的居家養老網絡和義工自願養老服務，兼具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優點。此外，還要重視社會養老保障，加快完善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提高養老待遇水平，讓老人沒有後顧之憂。
住有所居：促進形成新的居住模式
崔女士碩士畢業後在北京一家國企工作，解決了北京戶口。工作3年後，她卻提交了辭呈，決定回安徽老家。不管家人還是同事，都很難理解她的決定。好不容易擠進北京，爲啥要走？崔女士說，收入不足以支持她在北京買房子，而房子很影響她的幸福感，租房的心酸經歷讓她感到不安。“北京的房租越來越貴，住得也不舒服，不如回老家找個安穩工作，有個屬於自己的‘窩’。”當前，住房問題困擾着千千萬萬的年輕人，影響他們在事業、婚姻上的選擇，如何住有所居是全社會關注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李國慶：我國住房供需矛盾尖銳，原因有二。一是住房供給結構不合理。中國人有強烈的房產意識，把房子作爲家庭不可缺少的因素，認爲沒房子就不算有家，由此形成了“丈母孃需求”，女兒不能嫁給沒房子的對象等畸形現狀。這一現象除了受傳統文化影響外，還因爲房產承擔着保障家庭收入穩定的作用。因此，年輕人都希望得到自有住房，而高房價對他們來說卻是難以承受的重負。
其實，成熟的住房結構應與家庭週期相對應。一般來說，剛剛工作和結婚初期可租住設施較爲簡易的公寓，與收入水平匹配；孩子上學直至子女就業階段，住房需求增大，可搬入面積較大、設施完備的高級公寓，此時經濟能力增強，能承擔高額房租；子女就業結婚，離開父母，空巢家庭居住人數減少，老人可購買自有住房。我國需要一個自有住房和租賃住房相配套的住房市場。租賃住房在我國剛剛起步，應加大力度，滿足居住需求，促進新的居住模式形成。
二是流動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入。我國有多達2.8億的農民工，作爲城市流動人口，他們承擔了物業、保安、保潔和餐飲服務，對城市正常運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於收入有限，他們居住在城市邊緣的城中村和市區的大雜院、地下室，形成了新的社會問題。政府正着手解決這一問題：2013年提出了改造城中村、棚戶區的住房政策，並分別於2014年和2017年制訂了改造1800萬和1500萬住房的“三年計劃”。隨着大規模棚戶區改造工程的推進，相信流動人口的居住條件將得到顯著改善。
弱有所扶：比關愛更重要的是尊重
蔡聰一直是父母和老師眼中的好學生，但在10歲那年，他的“學霸之路”走到了盡頭。由於藥物性青光眼，蔡聰視神經萎縮，視力逐漸下降。剛上高中時，他徹底失明瞭，日常生活都成了難題，更別提讀書了，熱愛文學的蔡聰非常沮喪。語文老師鼓勵他：“雖然你看不見了，但仍然不能放棄閱讀，還可以想想別的方法。”爲了幫他，老師在班裏成立了讀書小組，讓其他同學朗讀，蔡聰分享心得體會。蔡聰說，老師的鼓勵和支持，照顧了每個同學的參與感和尊嚴。經歷了自我懷疑的蔡聰，依靠一股不服輸的倔勁兒讀完了大學。畢業後，他投身殘障公益事業，同時還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殘障與法律”選修課講師。
在我國，像蔡聰一樣的視障者約有1300萬，殘障人口共8502萬。然而，越來越多的殘障人士消失在大衆視野中。除了無障礙設施不完善等問題，人們的“有色眼鏡”是導致這一現象的最大原因。“比關愛更重要的是尊重”，這羣遊離在主流社會之外的人，心中有和蔡聰一樣的吶喊。很多人認爲，我們要對弱勢羣體特殊關照。其實，這種觀念背後是一種俯視視角，把殘障人士看作問題或麻煩。作爲生而不同的個體，他們希望被接納，但不是因看似弱勢而被憐憫。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長安：“弱有所扶”的重點在於促進弱勢羣體的社會參與，挖掘其發展潛力，由“他助”轉換成“自助”，使弱勢羣體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最終融入社會發展之中。扶弱重在扶智，“弱有所扶”不光要靠政府，還需要弱勢羣體自己的努力和奮鬥。這就需要他們發揮智力、發展志趣，將政府的幫扶效應發揮到極致。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包括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全方位的政策保障網絡體系。比如，就業方面，進一步完善按比例就業、自主創業，建立殘疾人就業基金。目前有就業需求的3500多萬殘障人士中，已有超過100萬成功網上創業。教育方面，國家增加特殊教育投入，符合條件的殘障人士可接受義務教育，並且其高考錄取率逐年攀升。醫療方面，我國將更多人納入醫療救助範圍，提高弱勢羣體的醫療救助金等。未來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實行精準幫扶，擴大幫扶面，讓幫扶政策切實落地，讓有需求者得到切實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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