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估算，我國有1600萬名重性精神病患者。不管從疾病康復還是社會負擔角度來看，精神病患者都需要融入社會，被常人接納和包容，從根本上避免類似事件發生。然而，社會的排斥，讓徘徊在孤獨世界的精神病患者無所適從，難覓歸宿。
難入院，難回家
--不承認有病，花費數年時間終於入院;進了醫院，往往被拒絕回家
坐在記者面前的汪阿姨，雖已71歲，但頭髮不白，眼睛明亮，渾身透着一股堅強的勁兒。她是北大第六醫院綠絲帶志願協會一名志願者，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母親。
汪阿姨兒子患病22年，首次發現是1991年，正上高二。一開始家人都不敢面對，直到1997年，兒子開始陸續住院治療，先後住院3次。在汪阿姨看來，每次住院都是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
2010年一天，汪阿姨給已經上班的兒子打電話，電話不接，發信息不回。汪阿姨繼而發現，兒子在網上攻擊別人，還寫了遺囑放到網上。她知道兒子病又犯了，趕緊和老伴趕到兒子的住處，敲了半天門始終不開。兩人屏聲靜氣在門外聽了半天，直到裏面傳來一聲咳嗽才鬆一口氣：“兒子還活着。”
這之後，兩人分工，老伴繼續聽屋裏動靜，汪阿姨去派出所求民警出警送兒子去醫院。一開始民警不搭理，汪阿姨連續去了一個星期，民警終於被感動了。可是，老伴也被兒子告到了派出所，兒子認爲自己沒病，家人在害他。
終於，在兒子上班的時候，老兩口和民警以及居委會六七名工作人員，帶着繩子等工具，把兒子從單位喊了出來，直奔醫院，住上了加牀。這一住就住了70天，要不是礙於經濟負擔，老兩口不想讓兒子出院，“就想讓他一直住下去”，回到家“太折磨人了”。
從發病到住院歷經數年時間，住院要靠押送才能成功實施，這也是大多數重性精神病患者家庭的體驗。
然而，許多患者到了醫院，也常常住不進去，主要原因是醫院牀位週轉期長。一名女子爲讓姐姐住院，請了6個人，每個人給500元，把姐姐送到醫院，但是沒有牀位，女子在門診大廳給汪阿姨跪下，希望她這個志願者能幫上忙。記者查閱《2011中國衛生統計年鑑》發現，精神病醫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53.9天，幾乎是各科住院患者中最長的。
患者一旦住進醫院，大多數家庭像汪阿姨一樣，不想讓患者出院。今年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對300名住院患者進行調查，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條件;召開家屬座談會卻發現，家屬全都堅決反對患者出院。最長的患者已住了20多年。有的由於父母身故，兄弟姐妹各自成家，有的父母年事已高，無法照顧，還有些家庭寧願承擔費用也不願意患者出院，害怕病情出現波動。
被禁錮，被歧視
--有的被家人百般藏匿，甚至捆綁、鎖在籠子裏。即使是康復者，婚戀、就業也困難重重
3年前，山東泰安市東平縣農村的司大叔給記者打來電話，講述了女兒患精神病的情況。他女兒18歲時外出打工，沒多久受到挫折回家，開始發病，經常揮舞着刀子跑到村口。幾次三番後，司大叔把她鎖在家裏，老伴專門看着她。這一關就是11年。
“爲什麼不送去治療?”“治過了，從縣裏到省城都去了，只有縣裏能報銷一點。”“一個大姑娘，總不能天天關在家裏，不然這一輩子怎麼辦?”司大叔很無奈。
近日，記者再次撥通了司大叔家裏的號碼，他又陪女兒上醫院看病去了。他老伴告訴記者，家裏值錢的東西全都賣光了，小女兒的打工錢也都用來治病了。“爲了看着她，我這麼多年沒出過門了，現在她雖然結婚了，但仍住家裏，將來誰看她啊?”司大叔老伴說。
被鎖在家中，成爲“籠中人”，是農村大多數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現狀。據媒體報道，僅河北省鎖在家裏的精神病患者就超過10萬人。
城市裏的患者，生活同樣備受歧視。斯奇是北京的一名精神病康復者，患病20年來，家裏搬了4次家，鄰居都不知道他有這個病。“沒有跟親戚、鄰居說，只有居委會知道。這個病被人知道了，就擡不起頭了。”他說。斯奇體型偏胖，這是長期服用藥物的結果。他告訴記者，精神病類藥物對很多人來說都有副作用，常見的有體重增加、犯困嗜睡、乏力等症狀。沒有工作經驗，找份工作原本就不容易，而病史的存在更加大了難度，斯奇在求職中遭遇的各類歧視層出不窮。從2009年拿到網管證書到現在4年多時間裏，他沒有找到一份穩定工作。
2010年，斯奇參加某城區社會工作者的招聘考試，筆試面試全部通過了，但是未被錄取，招聘方告訴他精神病人不宜從事社區工作，“其實就是怕我打人殺人”。這之前，斯奇還去報名參加殘聯組織的一些免費培訓課程、招聘會等，都被組織方、招聘方以怕不好管理等各種理由拒絕了，即使他有殘疾證。“也有求職成功的，但比較少，要隱瞞自己的病情，基本上都是臨時工作。”他說。
對於年輕的女患者來說，結婚的需求更加迫切。小涵今年26歲，病史已達10年。2006年學了導遊，在旅行社幹過一段時間，和一名廣告公司的司機處上了。“當時想着自己有病，不管什麼人都先試試吧。”小涵還去了兩次遠在重慶農村的男方家，雖然他父母沒有說什麼，但小涵感覺到他們對她的歧視。3年前兩人分手了。之後，小涵又處過不少人，“他們看中的是我家裏的房產、北京人的身份，而我喜歡的人，比如有一個英語老師，得知我的病情後，換了手機號，QQ也不登錄了。”小涵說這些的時候，右手不時地捂嘴，她怕自己說這些的時候，感受到壓力而喘不上氣來。
“年輕人的婚戀、求職等困難重重，父母擔心後續照顧問題，讓康復人員的社會迴歸之路顯得尤其漫長。”徐東是北京回龍觀醫院在月壇靜心園的心理指導醫生，他反覆強調，社會、家庭環境的改善對精神病患者的康復最重要。
渴望“彩虹”救助
--全國每萬人口僅有1.5名執業精神科醫生。社會支持系統薄弱，農村地區幾乎是一片空白
採訪精神病患者，沒有常人想的那麼可怕。他們看起來和常人一樣，只是在面對記者的時候，不停地搓手，觀察對方反應，比較拘謹。這與媒體報道的殺人精神病人大相徑庭。
據北京回龍觀醫院副院長王紹禮介紹，普通人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礙，表現爲思維、情感和行爲的紊亂，有時不能自控。按照1%發病率推算，人羣中大約有1600萬重性精神障礙患者。
對重性精神障礙患者除了藥物治療，還有一整套的配套措施，如物理治療、心理治療、康復治療等。鑑於發病原因尚不明確，藥物治療一般是對症治療，目的是控制症狀。爲了減少病情波動，提倡對重性精神障礙患者進行規範化治療，分急性期、鞏固期、維持期三個階段治療。急性期主要在醫院治療，鞏固期在康復機構，維持期回到社區。首次發病的患者需要1-2年的時間治療，兩次發病需要2-5年，3次以上則需要終身服藥治療。
“現實情況是，醫院牀位、醫生數量明顯不足，醫務人員整體水平不高，全國2萬名精神科醫生，每萬人口執業精神科醫生數1.5名，遠低於全球3.9名的平均數。牀位20萬張，服務1600萬患者中10%需要住院的人。康復機構、社區指導更是嚴重缺乏。造成住院難，住進來後出不去，佔用了有限的醫療資源，同時患者不接觸社會，加重社會功能衰退。出院後直接回到家庭，由於條件限制及壓力，病情容易復發，反覆出院入院。”王紹禮說。
目前，我國精神病患者治療費用已納入醫保報銷，但家庭及個人負擔仍較重。精神病康復者小軍今年住院花了三四萬元，報銷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費用和每月藥費，讓小軍家難以承受。記者專門查看了精神病藥物的價格，比如一種名爲“奧氮平”的藥物，進口藥5毫克規格28片一盒，價格711.79元，一天要服用4片，一個月3000元，同樣成分同樣規格的國產藥一個月也要1350元左右。視病情需要，可能幾類藥物一起服用，費用更高。
“社會關注不足，就連有些殘疾康復機構都不接納精神病康復人員。”王涌是北大六院精神疾病全程干預中心的一名個案管理員。他認爲加強社會管理服務，可以避免精神病人肇事肇禍事件的發生，不能像現在這樣以病人不“鬧事”爲管理目的。“如果沒有健全的社區管理，惡性事件的頻繁曝光，可能會讓一些精神症狀不穩定的患者產生模仿的想法，一旦出現同類事件，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他們更受歧視、管制，不利於康復，成爲社會的包袱，加重家屬的心理負擔。”
北京、上海、廣州地區的社會支持系統較好，有開放式康復機構，也有類似“庇護工廠”的機構。但也僅限於城市地區，在重性精神疾病高發的農村地區，幾乎是一片空白。
一名精神病患者把社會救助比作“彩虹”：“宛如希望降臨在垂死者的牀前，彩虹落在狂野湍急的瀑布旁邊;當萬物橫遭毀滅，狂急的流水捲走一切，彩虹卻依然晴朗鮮豔如前。”“納什均衡”理論的提出者約翰·納什，這位著名的精神分裂患者，幸運地獲得了“彩虹”。他的妻子、社區心理醫生以及所在大學的支持，使他度過了那段煎熬的歲月，這段經歷最終被拍成了電影《美麗心靈》。
也許，我們可以嘗試一下，把歧視變成關懷，幫精神病患者找到歸宿，真正迴歸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