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進城產生留守兒童，全世界如此。但是，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深刻複雜。農民工融入之難，造就其家庭分割之劇，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
無論是3年前父母一方或同時外出的6100萬，還是民政部等部門最近公佈的父母皆外出的902萬，都是巨大的數字。如此衆多的留守兒童在家庭關愛缺失中成長，這是社會之痛。
如果說當年農村父母與孩子分離，是生計所迫，社會和個人都有其正當性，那麼在我們成爲“中等收入國家”以後，政府財政和家庭財產都已邁過拐點，這個正當性正在削弱。兒童保護權已應超越經濟發展權。
今年2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要“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這份高規格的文件，還明確規定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部門職責：由民政部牽頭建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可以預見的是，留守兒童問題正迎來拐點。此時，一方面路徑漸顯，可以回望;另一方面面臨攻堅，急需推力。今年3月起，本報派出多路記者，歷時半年，採寫了這組全景報道。希望給這個世界級現象留下一個記錄，也希望它能有助於國家頂層設計得到有效落實。
曾經的留守兒童蔣能傑，如今留在村子裏，和自己兩歲半的兒子在一起。2016年夏天，坐在自己的農家小樓裏，蔣能傑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不會讓孩子離開自己。
蔣能傑是少有的自覺抗爭者。爲了不讓更多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轍，大學畢業後，他成了一位獨立製片人，自費拍攝留守兒童題材紀錄片，工作室就設在農村家裏。
蔣能傑的紀錄片已獲過各種大獎，2014年，《村小的孩子》獲鳳凰紀錄片大獎最佳長片獎。影片以幾個留守兒童爲線索追蹤拍攝了6年，其間蔣能傑把公益互動做到了極致，但截至拍攝結束，留守孩子們的命運仍未有根本改變。
最新的摸底調查印證了蔣能傑的感覺。中國目前有902萬父母皆外出務工的16週歲以下留守兒童。全國婦聯2013年的一項研究報告測算，父母有一方或雙方在外務工的留守兒童人數達6100多萬。
英國BBC電視臺在訪問村小孩子的父母后評論，農民爲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犧牲，包括犧牲孩子的童年。現代化就是一把雙刃劍，以往傷得更多是農村和農民。有觀衆在看完《村小的孩子》後，在影評中寫道：“應該反轉了，救救孩子。”
其實受傷的不僅是這些孩子，還有整個社會。上世紀90年代成批出現的留守兒童，迄今已有一代人，有過無父(母)陪伴經歷的人約佔同齡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個人羣中相當比例的人留有心理陰影，是整個社會的隱疾，負面影響正逐漸顯現。
更讓人擔憂的是，留守二代也已出現，這可能形成代際傳遞。“該調整的時候不調整，該反哺的時候不反哺，這必將埋下更大後患”，記者採訪的多名專家這樣警告。
蔣能傑記得，有一次做完關於留守兒童的放映活動後，他曾和一個觀衆吵了起來。站起來發問的觀衆理直氣壯地說：“我該納的稅納了，你這個片子應該放給官員看。”蔣能傑告訴他：“你們不是沒關係的，他們的孩子如果出了問題，也可能影響到你的孩子。”他說着有點激動，“一個不健全的制度下，沒有誰能置之度外。”
社會之痛
蔣能傑家的黃色小樓，矗立在村頭。這棟“名聲在外”的小樓，一層是小賣部，二層的一間則是彙集了各方捐贈的圖書室。如今這裏成了村裏孩子新的聚集中心。
蔣能傑和他的助手是村裏少見的青壯年。村子比蔣能傑小時候更空了，這個羣山環繞的湘南村莊原本有1700多人，但其中900多人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現在，村裏10個孩子中就有8個是留守兒童。蔣能傑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員，他上小學4年級時，媽媽南下打工，10年後，爸爸也去了廣東，當了一名建築工人。
1984年，蔣能傑出生的前一年，國務院出臺了《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鬆開了農民進城務工的口子。第二年，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萬，比改革開放初期高出10倍。也是在1984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3億多噸，增長到了4億多噸，建國以來首次出現糧食過剩的供求波動。
這是實行“大包乾”帶來的生產力解放，但也對農業人口產生擠出效應。許多研究者認爲，這是當年出臺進城鬆動政策的一個大背景。
上世紀90年代初，進城風吹到了蔣能傑所在的湘桂交界的小村。蔣能傑的父親記得，1994年前後，村子出去打工的人開始增多，到1996年，蔣能傑的母親也南下到廣州的一間玩具廠工作。
城鄉收入差距急劇拉大，從1985到2006年，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從1.73∶1擴大到3.27∶1。這個差距足以讓農民骨肉分離也再所不惜。
1994年分稅制改革，農民的實際稅費有所加重。同時，農村福利體系隨着人民公社制解體，新的福利制度又未跟上，農民的教育和醫療負擔也加重。1994年到1996年，農民種地基本不賺錢，有的甚至還倒貼錢。
有一年蔣能傑的母親過年回家，11歲的小兒子吃飯時說：“我8歲沒到你就出去了，我都沒有得到過母愛。”“我聽了很傷心，眼淚都要掉下來。我說，我是在外面給你們掙錢啊。”蔣能傑的母親回憶道。
農民向城市遷徙，產生留守兒童，各國如此，“但中國與其他國家最大的差異是戶籍制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代表Rana Flowers曾對記者說，這讓中國的留守兒童問題變得更加深刻和複雜。
中國的城市戶口附着了住房、醫療和教育等諸多社會權益，不是城裏人就會遇到種種限制，讓你待不住留不下，尤其是孩子入學，成了城市控人的重要手段。因此，分居城鄉成了許多打工家庭的無奈選擇，也由此誕生了無數骨肉分離的痛苦記憶。
問答網站知乎上曾流傳一篇講述留守經歷的萬字長帖，迄今已收穫了3000多個點贊。作者這樣寫道：
每次從城裏回來，都要一個星期療傷，我不停地哭，很多次心痛到無法呼吸。默默吃飯的時候也忍不住啜泣，這會招來外公的大發雷霆，他大概不懂或者是因爲無能爲力。
有一次我爸媽說要回來看我，從得知消息的那天起，我就坐在院子裏望着馬路上的大巴車，當我察覺到大巴車好像速度慢下來的時候，我就屏息凝神，而當它從我面前駛過，我內心又佈滿失望，然而，沒走幾步，它好像停了下來，我又重新燃起希望，但是最後卻發現，下車的並不是父母。這種情緒上的起伏時常折磨着一個不到10歲的孩子。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爸媽回來看我，我晚上總是會摟着媽媽問她，能不能再多待一個太陽升起的時候?她說，只要我把課文背熟，她就會回來。
所以，小時候語文課本里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背得滾瓜爛熟。然而，她並沒有回來很多次。
有一次，我弟弟過生日，那天下着大暴雨，早上上學時外公告訴我，爸媽今天會回來，我記得那天中午最後一節課是一個小測驗，我拼命做題，提前交了卷，冒着大雨往家裏奔，但，當我回去的時候，爸媽已經帶着弟弟剛離開。我追着車子奔跑，邊跑邊哭，這種感受，實在太痛苦了。
誰又不想把孩子帶在身邊呢?實際上，相當數量的進城務工家庭嘗試過讓孩子進城生活，但大多數孩子最終還是返回家鄉，成爲“迴流兒童”。據公益組織歌路營統計，現有寄宿學校中迴流兒童已佔到22.5%。
“來回拉鋸，其實給孩子帶來的心理傷害更大。”專家們寫道，“那是更深的一種痛呀!”
麻木者醒來
2014年7月的一天，一個匿名網友在知名網站知乎發起了一個提問：“曾經的留守兒童長大後是個什麼狀態?“
帖子快速發酵，到現在，帖子下已蓋起來了16頁高樓，300多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這是曾有留守經歷的一羣人的集體傾訴。“只有當個人的痛苦體驗進入集體關於自我身份意識的核心時，創傷纔出現在集體層面。”上海行政學院劉建洲教授這樣分析道。
知乎跟帖中許多人都是成年後才知道自己曾是留守兒童。“當時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周圍家庭都是這樣，父母不出去反而不正常了。”蔣能傑對記者說。直到20歲，上大學的蔣能傑看到一篇關於留守兒童的文章，才突然感覺心被刺中了。
這種自省是隱祕而遲到的，在現實生活中，留守兒童身份認知常被當事人本能抗拒。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旭東曾組織學生進行過返鄉調查，有個同學家訪一個留守家庭時發現一個細節，孩子在學校發放的信息表“是否是留守兒童”一欄，寫的是“否”，訪談者小心翼翼地問他爲什麼這樣填，孩子就立刻把話頭岔開了。
訪談過程中，“電視裏開始播出一個留守兒童電視片，他像被刺痛了一樣，立即站起來換了臺。”據學校後來的總結，這次回鄉調查中，當問到是否喜歡留守兒童這個詞，被訪者全都回答否定，並表示不願意接受別人幫助。
當事人的刻意隱藏讓許多觀察者產生了迷惑。2016年，報告文學作家關軍受公益組織“上學路上”委託，住到甘肅一所九年制鄉村學校採訪了3個月。剛接觸到基層教育工作者，他聽到的卻是“留守兒童並不是個嚴重問題”。
新舊兩任校長都認爲，當地家長大多不關心孩子的學業，甚至有打罵孩子的惡習，“這樣的家長留在家裏又有什麼溫暖?”隔輩撫養總歸要溫和得多，哪個更有利於孩子的身心健康，他們認爲“很難說”。
家人不在身邊會影響子女的學習嗎?受訪的幾位老師都覺得，情況因人而異，有的孩子會放鬆學習，有的孩子則更加自律。至於青春期問題，“所有孩子都有的吧，而且留守孩子很多，大家一樣，也就沒啥可自卑的。”
“留守兒童是個僞問題”，這個觀點上下都有很多支持者，“難道這只是社會精英的臆想，被人爲誇大了嗎?”關軍一度對自己此行的意義產生了懷疑。
實際上，對留守兒童問題的認識，全社會都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並呈現了精英先導的鮮明特徵。
最早的關注來自學界。1995年2月，孫順其發表在《教師博覽》雜誌上的《留守兒童實堪憂》一文，可視爲最早討論農村留守兒童的文章。2001年6~7月，史靜寰教授等進行了“農村外出勞動力在家子女狀況研究”，這是最早的留守兒童專題研究。自孫順其文章後近10年，這個問題只做爲一個概念討論，政府沒有介入，媒體也少有報道。
轉折出現在2004年。這年5月，教育部召開了“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研究”座談會，次年5月全國婦聯又在鄭州召開“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支援行動研討會”，據曾參加“鄭州會議”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段成榮回憶，“各省市婦聯、共青團、關工委，加上學者兩三百人，可能是頭一次就留守兒童問題召開如此大規模的會”。
兩次會議都認爲留守兒童問題已是嚴重社會問題，但會議只是“研討”，沒有提出更多實際的措施。“當時沒有調查數據，會議報告也承認現狀認識不清。而且婦聯畢竟只是個羣團組織，沒有權力部門協調，很難有實質進展。”中國農業大學葉敬忠教授曾這樣評論。
但這兩次會議確實推動了社會對留守兒童的關注。2005年，第一本關於留守兒童的書籍《關注留守兒童》出版，學界、輿論界的討論迅速增多。
國家層面的關注，2006年是個重要年份。在這一年全國兩會上，24位政協委員提交了《關於爲農村留守兒童建立成長保障制度的提案》。同年秋天，國務院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全國婦聯等12個部門共同組成了農村留守兒童專題工作組。
2008年，“留守兒童”字眼首次出現在中央一號文件中。自2012年開始，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上，農村留守羣體的保障問題都成爲固定的內容。
“到2010年，留守兒童問題已得到上下普遍重視，但社會的認識還限於對當下問題的憂慮，還沒意識到這個人羣心理問題潛在的後患。”長期追蹤報道留守兒童的記者陳然說，“當第一代留守兒童成年走入社會，尤其自己成爲父母后，他們的心理問題就開始集體顯現，尤其“富士康13連跳”後，學界才率先關注到這個問題的潛在後果。”
“至於‘知乎高樓’式的傾訴，應當被看作是一種集體自省。”陳然說，除了身份認同，他們在對待自己後代問題上也表達了格外一致的警醒：
“以後我們有小孩兒了絕對要帶在自己身邊，就算再累也得帶着。”
“如果沒有經濟條件，我不會把孩子生下來。”
“我不會生孩子了，女，25歲。”
農村留守兒童報告：低齡寄宿被指方向錯誤
留守綜合徵
在農村，兒童留守最常見的形式是隔代撫養，據民政部最新的調查，祖(外)父母陪伴佔到89.3%。“這些老人年老體衰，文化程度不高，許多地方一人要撫養多個孫輩”，張旭東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不要說精神心理上的輔導，就是基本物質條件，有的人都很勉強。
一篇田野筆記曾講了個故事：一個小男孩被拴在一棵樹上，過去一問才知道，原來是因爲孩子太調皮，爺爺管不了他，只有採取這種“粗暴”措施。“沒辦法，經常闖禍。”爺爺直嘆氣，“他爸媽不在，我們追不上他呀!”
26歲的李雪剛上小學時，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描述了自己的留守經歷。三年級前，她跟爺爺一起生活。爺爺太老了，顧不上她，“以前不知道洗髮水，都是用洗衣粉洗頭”，“小時候吃鼻涕，別人笑我，但是沒人教”，“看到河邊桑葚就想去摘，很危險，但是跟爺爺在一起時他也從來不攔”。
父母看不下去，把李雪接進城生活了一年多，五年級時又送回鄉下姥姥家。姥姥姥爺身體稍好些，於是兩個老人就帶着九個孩子生活。“姥姥姥爺並不怎麼歡迎我，因爲要去吃他們的住他們的。”“在姥爺家物質上是滿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單。那時候懂點事了，小孩太多了，有了對比就有了落差。”李雪說。
到了中學，李雪的孤獨越發深重，她開始寫日記，在日記裏自己跟自己說話。說話也解脫不了，就用小刀在手臂上扎，“感到心裏有股火，這樣才解氣。”她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那時，我覺得沒有人關心我，沒有人愛我”。
“父母，尤其是母親的陪伴，是其他任何人無法替代的。”張旭東說，“可惜大多數農村父母並不明白這個道理。”2015年，張旭東所在的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佈了《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羣體研究報告》，調查數據顯示，相比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的意外傷害機率更高，心理問題相對更多。
在知乎上，充滿了這種傾訴：”“爺爺奶奶是文盲，當我犯錯的時候，他們對我的教育方式就只是打和罵。”“第一次來大姨媽，沒有人可以問，以爲自己要死了。”“初二的時候，身邊的同學都輟學去打工了，我好想有人幫我指點一下，我到底該不該繼續讀書……”
陳希7歲時開始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初中開始住校，每兩週回家一次，到高中，一個月回家一次。“每年見爸媽1到2次，被帶出去社交的機會幾乎爲0。”爲了彌補自己的缺陷，考上大學後，陳希專門修了社交禮儀之類的課程，又看了各種禮儀教學的視頻。“但是，有些東西哪裏是課堂上學得來的。”在第一次給研究生導師敬酒的時候，她把導師的杯子倒滿了紅酒，而自己只倒了一點點，“唉，路漫漫……”
“最開始對父母充滿依賴，但得不到迴應，就用堅強來包裹自己。”陳希寫道，“跟父母的關係也就這樣逐漸疏遠。”有一年春節，父母回來住了幾天，離開時怕陳希和弟弟不捨，就偷偷地離開，可到車站發現身份證落下了，就又返回家，進門一看，兩個孩子有說有笑，沒有一點悲慼。爺爺解釋說：“知道留不下你們，哭也沒用，就不指望什麼了。”
那年陳希只有12歲。“表面上非常的獨立，但是內心不夠強大。大部分關卡都是自己咬牙堅持，從來都不會和父母說。卻總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哭成傻瓜。”
一個匿名網友這樣寫道：“始終不太理解爲啥很多同學可以和父母每週甚至每天打個電話。我中學時一個月偶爾還會聯繫一次父母。大學後，由於不怎麼需要向他們要錢了，於是每個月聯繫也都沒了。可是這能怪誰呢?我甚至能和陌生人攀談很久，但是對那遙遠的親生父母，我……”
在第一代留守兒童的自我描述中，他們既自卑，又極其自尊。一條知乎跟帖寫道：“受不了任何人瞧不起我，不管是真瞧不起我，還是我認爲的瞧不起我……不讓任何人介入我的生活決定，除了自己，所有人都覺得靠不住。”
對環境的不信任，讓一些人沉淪，也刺激一些人奮起。“只有能力才能給我帶來安全感。”26歲的艾琳還記得自己的傳奇式逆襲，“高中前我的成績很爛，天天被父母罵，高考卻考到文科班第六。”
那時候艾琳每天睡4個小時。“可能很多人也很拼，但我是敢說，我比身邊的同學還拼很多，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我這樣瘋狂。”艾琳說，其實動力也很特別，就是高二時特別希望能擺脫現有的家庭環境，“我一度是因爲恨而不是愛而努力的。”
另一個“留守兒童”王小琪，在知乎上把這種逆襲心態描述得更淋漓盡致。王小琪從小就被送到寄宿學校獨立生活，高考結束後，爸媽對王小琪沒有期望，也不問成績，後來不知怎麼知道她考進全校前十，又再三問她是不是多說了300分。
“那時候我連志願都填完了。”王小琪說，“就這樣，我毫無壓力地碾軋了所有親戚朋友的孩子。”然後，他又拒絕了任何慶祝，自己獨自去了大學。“而且從大二開始，學費、生活費，到各地的旅遊費，我都是自己解決的。我很享受這種自己帶給自己的安全感。”
“在留守兒童中不乏後來打拼出來的成功者，因爲他們知道無人可依靠，更早懂得自立自強。”一位心理專家說：“但是這種刻苦努力下面，也埋藏着過度敏感偏激的心理隱患。”
情感障礙是留守兒童成年後最常見的心理疾病，也是他們傾訴的主題之一。
“我名下有兩套別墅，開着寶馬。然而因爲涉及性格問題，一直沒女朋友。留守兒童很難有朋友跟女朋友的。因爲太需要別人的肯定了，不管友情還是愛情都會用力過猛。”
“大部分時間都是單身，短暫的幾個男友都是自己提出分手，因爲想要避免被拋棄，就先去拋棄別人。”
“不敢奢望愛情，像顧城的詩——‘爲了避免結束，你避免了一切開始’。”
對於情感障礙，學習心理學的王小琪曾這樣自我解析：“在和異性的關係處理上，因爲過於彪悍，我嚇走了很多異性。很多留守兒童在男女關係上，要麼像我這般高貴冷豔彆扭，要麼就是混亂。這是源於安全感的極度缺失不自覺就高冷了，其實這不過是一種自我保護而已。”
後果漸顯
2010年3月的一個上午，18歲的田玉從富士康龍華宿舍的四樓跳下，當時她剛來富士康1個多月。昏迷了12天后，她醒了，發現自己左腰部以下癱瘓。
作爲蘋果的代工廠，富士康是中國製造業的一個標杆，而“連跳事件”更讓這個大陸最大出口企業在中國經濟起飛史上，留下沉重一筆。2010年一年裏，有18名工人試圖在富士康廠區自殺，14人死亡，4人倖存但重傷。逝去的生命十分年輕，定格在17歲到25歲。
富士康嚴苛的工作環境和軍事化管理首先被歸因。蔣能傑的助手王明飛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說：“工作的地方，就是一個流水線。大家穿着防塵服，只露出兩個眼睛。我們不能說話，面着面上了一個月班，不知道對方是誰。很恐怖。”王明飛很鬱悶：“下班時，出廠門黑壓壓一片。宿舍分兩班，即使休息時，也很難和別人說上話。這樣生活。沒病也會憋出病來。”
深圳心理諮詢行業協會會長鄒光宇發現，在自殺現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龍華廠區，當時的40萬工人裏，80%以上是80後和9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其中許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鄒光宇發微博說，“上一代農民工一般比較能吃苦抗壓，而這一代年輕人尋夢理想一旦破滅，就意味着巨大的心理災難。這是一個需要呵護的心理弱勢羣體。”
基於3500多份調查樣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汪建華和清華大學的黃斌歡也發現：“相比同齡非留守羣體，有留守經歷的新生代農民工更難適應高強度和高重複性的簡單勞動。”
1990年出生的王明飛，從記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據他的觀察，工友許多跟他一樣是爺爺奶奶帶大的，一到城市裏很不適應。“有的靠喝點酒、唱歌排解壓力。有的就談戀愛。那種環境下，有愛情滋潤還好一點，萬一感情出了問題，就會想不通。”
田玉也是一名曾經的留守兒童，在湖北農村由祖母撫養長大。在甦醒過後，她對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毅教授講述了跳樓的緣由：由於曾調換過廠區，工資卡交接出現問題，她未能領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在往返交涉後，工資仍沒有着落，那時她用完了帶到深圳的錢，手機又壞了，無法跟深圳的表姐聯繫。
“我很絕望，腦袋一片空白。”這是她跳樓前的心情。
“田玉麻煩並不大，如果有一點外界幫助，也不至於走上絕路。”潘毅說，“可是在最焦慮的時候，她卻沒找到任何支持。”
“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需要從社會關係網絡中獲得一定的情感支持，否則就會產生孤獨、抑鬱、焦慮等不良情緒，嚴重者會發生心理上的崩潰。”安徽師範大學何海波在其論文中寫道：富士康打工者的焦慮，“一方面，童年時父母的缺位直接造成了成年後他們應對逆境和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較差。另一方面，作爲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剛剛離開學校或者家鄉，還沒能建立新的社會關係支持網絡。”對於田玉來說，在最後關頭，她甚至沒有得到來自父母的心理支持，她和家裏不直接聯繫，實在有事就通過表姐，與表姐失聯，就切斷了所有親情援助。
成年後跟父母的感情隔閡，體現在許多留守兒童身上。在記者採訪中，時常聽到這樣的傾訴：“12歲以後，我就不會讓我媽洗內衣”，“進城以後，我跟我爸睡在一張牀上，感到特別不自在”“我從來都只叫‘媽’，叫不出口‘媽媽’——”
“許多父母認爲孩子還小，有爺爺奶奶照顧行了，等孩子高考了再回來，那個時候才重要!可那時候你已經喪失了跟孩子建立親子關係最關鍵的時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喬東平說，“那時再來建立親密關係就很難了，這些孩子從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不僅如此，跟父母的感情隔膜，可能會擴展爲更大範圍的人際隔膜，從而對外界關上心門。在張旭東等學者對留守兒童的調查中，有17.6%的留守兒童表示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是自己。
“這不僅是富士康的問題，中國各地的工地和流水線上，都有這樣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患者，這是未來中國發展的一個大隱患。”鄒光宇說，“社會必須正視這個事實”。
在一所鄉村學校進行沉浸式採訪後，報告文學作家關軍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經過100天的鋪墊，即將離別的時刻，關軍安排了跟留守學生一對一的交流，他看到了“貝殼張開”的時刻——平日沉默而回避的小孩，打開堅硬的保護殼，露出不輕易示人的一面。說起父母缺失的痛楚，他們常常哽咽，一邊哭，一邊摳桌角，或撕扯紙片。
“就像一隻只貝殼以一定的角度張開，或大或小，我短暫窺見了孩子柔軟的內心世界。”關軍說，“雖然孩子們一出門，很快又變回了原樣，貝殼已經合攏，就像什麼都不曾發生。”
現在，關軍確信：留守兒童問題不是臆想，它是一個真實重要的存在。
邁過拐點
在知乎上，大多數講述者最終表達了與父母的和解。尤其是自己成爲父母后，第一代留守兒童在理智上理解了父母當年的選擇。7歲就開始留守的陳希寫道：成年之後，和父親的關係有所緩和，也意識到父母的迫不得已，有他們的侷限。“原諒他們的侷限就像原諒自己的出生一樣，是和解的開始。”
對於父輩的出走，葉敬忠稱之爲經濟力量的“無聲強制”。“沒有聲音強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來又怎麼辦?”葉敬忠說，“不要在道德上指責他們，在當時，他們出去打工是出於生存需要，有足夠的正當性。”
然而，隨着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怎樣對待留守問題，社會輿論開始出現反轉。“這是因爲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矛盾激化的‘雙刃效應’日益凸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陸士楨分析說：“體現在留守兒童問題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質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狀況不斷優化;另一方面則是社會生存環境，包括家庭環境持續相對惡化，尤其是留守兒童惡性事件近年成爆發之勢。”
2015年的“6·9事件”是個標誌性事件。當年6月9日，貴州畢節一個家庭的4個留守兒童集體服毒自盡，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才5歲。據民政部社會事務司未成年人保護處林依帆透露，這個事件直接推動了國務院高規格文件的加快出臺。
2016年2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要“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這份史無前例的高規格文件，還明確規定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部門職責：由民政部牽頭建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爲什麼有這麼大的動作?因爲留守兒童問題已經到了某種臨界點，已經成爲影響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我們不能保護這個國家最弱小的子民，我們國家的合法性在哪?我們經濟發展有何意義?”林依帆說，“留守兒童問題拖不起，也等不起，我們要以最大的行動去破解這個問題。”
中國已成長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政收入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邁過拐點，政府已有實力來兼顧一些社會福利。”陸士楨是個堅定的“兒童優先論者”，她引用美國經濟社會學家澤利澤的話說，孩子具有社會文化屬性和道義上的“無價性”，對待兒童，“需要在市場機制的重重包圍中穿越而出，形成一個非常規的市場，由非經濟的標準來規制。”
陸士楨說，目前頂層設計已經有了，需要做的是讓它能落地。具體地說，主要就是建構留守兒童救助和保障機制，重點確保資金投入;完善法律政策體系，強化監護監督運作力度;全社會多方合作，讓留守兒童的關愛扶助制度化。
農村人均收入也已邁過拐點。“2015年，全國農民工人月均收入3072元。現在許多村子裏小樓林立，小車也不少。”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豔說，“打工父母離開孩子的正當性在消弱”。
即便是畢節四兄妹家，家裏也起了小樓，出事前存摺還有3000元存款。“可哥哥卻在遺書裏寫‘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孫宏豔說：“是什麼讓一個13歲的孩子如此絕望?這個質問希望他們父母能聽到，也希望所有留守兒童的家長能聽到。”
2014年底，蔣能傑拍完第三部關於留守兒童的紀錄片《初三》後，開始猶豫要不要繼續拍攝這個題材。在這之前，他的紀錄片已經很有影響，伴隨的公益活動也做到了極致，各種採訪和捐贈紛至沓來，美國俄勒岡州的大學生也到村裏來調研。
因爲影片中講到過上學交通不便，湖南衛視甚至給村裏贈了一輛校車。但是當地道路太窄，安全是個很大的問題。後來，路修好了，當地政府卻無法負擔校車司機和汽油開支。“作爲一個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力量渺小。”蔣能傑當時說，也許今後拍攝的紀錄片會跟商業體制靠攏。
然而才過了一年，蔣能傑又掉頭回來拍攝一部留守兒童題材的劇情片。這一年關於留守兒童發生了許多事情，有好的，有壞的。敏感的他感覺到，也許一個向好的拐點真的快來了。他決定還是要做點什麼，讓他的兒子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