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日前轉載了西南大學教育學部教育政策研究所教授李玲的論文,該文原載於《學前教育研究》。文章的核心觀點是從2019年開始,我國學前教育資源需求開始大幅度增長,2021年將成我國學前教育辦學壓力最大的一年:在園幼兒數預計近5800萬,幼兒園預計缺口近11萬所,幼師和保育員預計缺口超300萬,學前教育經費供給量遠不能滿足未來需求。
離2019年尚有三年的時間,可作爲一名學前兒童的家長,筆者已經深深感受到“幼兒園荒”給家庭帶來的“鴨梨山大”。小區裏幾位要好的家長早已開始四處“考察”周邊的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太搶手,沒條子、沒關係想都不用想;性價比高的私立幼兒園,也面臨入園難、學位少的窘境。提前一年就打電話“佔位”下一年的學位,二歲就要開始上幼兒園的“佔坑班”,預交幾千元的“佔位費”等等。“考察”到最後,大家紛紛感嘆,當初自己高考報志願的時候,都沒費這麼大的勁兒。
“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實施,目的在於緩解我國低生育率、少子化和老齡化的問題。可政策啓動後帶來的短期人口變化,尤其對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領域帶來的壓力,是否得到了教育界和決策部門的足夠重視?如何更加合理地利用現有教育資源,補上幼師、保育員、幼兒園等師資、場地方面的缺口?怎樣在人口淨流出和淨流入城市之間進行均衡因城施策,制定出更爲適合當地的教育長遠規劃,這些都是對公共管理智慧的考量。
教育領域政策的制定,牽涉到千家萬戶家庭的切身利益,不僅需要政策具有前瞻性,能夠合理地適應未來一定時期的社會變化,更需要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廣開思路、廣開言路,避免閉門造車,“關起門來搞建設”“閉起門來定政策”。目前,很多省級、市級示範型幼兒園依然處於封閉式招生的狀態,許多小區內部的幼兒園也是“鐵將軍”把門,只對內不對外。照理說,每一位依法納稅的中國公民都繳納了教育附加費,可能夠享受到“普惠式”幼兒園的,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很少一部分單位。這造成了實質意義上的教育不公,不僅加劇了家庭的教育焦慮情緒,更不利於社會公平的實現。
說到教育政策調整的前瞻性,我們是有過前車之鑑的。20世紀90年代末,北京學前適齡兒童減少,部分街道辦幼兒園、企業辦幼兒園因生源不足被撤銷,導致普惠式公辦幼兒園比例不足,很多新小區只能依靠民辦幼兒園保障孩子入園。近年來,大量外來人口流入一線城市,適齡兒童爆發式增長,學前教育資源的匱乏又成了現實的問題,可此時再大量出資建設公辦園和普惠園,只能是無奈地走回頭路,不僅投入巨大,短期內可能也解不了“幼兒園荒”的燃眉之急。
應對“幼兒園荒”,要想辦法化解當前的燃眉之急,更應該謀劃長遠的佈局,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短視,造成二三十年之後的教育資源過剩危機。筆者認爲,想要應對當前的學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問題,不妨借鑑教育附加費的施行方式,給全體適齡兒童家庭發放一定的學齡兒童教育補助,縮小現有民辦園、公立園的收費差距,均衡不同幼兒園之間的辦學水平,仿照就近入學、多校劃片等教育政策,讓更多民衆能有機會進入心儀的幼兒園,不再爲“入園難”而犯愁。
幼兒園對兒童早期心理健康起到的作用
兒童最早進入的集體是託兒所、幼兒園和小學，在集體機構中可培養兒童獨立生活的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和學習能力，對兒童心理髮展起着極爲重要的作用。教師應結合兒童發展的特點，有規律地進行正面教育。教師的言行對兒童的深刻影響常可延及一生。有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人們問他：“你是如何獲得許多優秀品質，諸如毅力、堅持不懈、不怕困難、敢於探索等等的?”他回答說：“都是在幼兒園裏培養的。應該感謝幼兒園老師。”隨着兒童年齡的增長，他們接觸社會逐步增多，社會上各種不良風氣都會影響兒童的心理髮育。父母和教師必須重視兒童的心理衛生，主動爲他們選擇圖書、電視、錄像，指導他們正確地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