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國醫大師表彰會日前落幕。30位國醫大師中，年齡最大的102歲，年齡最小的68歲，從事中醫臨牀或中藥工作均50年以上。兩屆評選的60名國醫大師，已經逝去11名。在這些國醫大師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中醫藥傳承的危機和困局。
《憲法》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但在現實中，中西醫結合變成西醫“一邊倒”，中西醫結合一點，中醫消滅一點。而中西醫並重，並沒有“把中醫和西醫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醫西醫人員的比例很能說明問題。根據調查，1949年，全國中醫27.6萬名，西醫8.7萬名。2013年末，全國執業(助理)醫師279.5萬名，其中中醫類別執業(助理)醫師39.8萬名。究其原因，是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難以有效地保護中醫藥，有些甚至阻礙了中醫藥的發展。不少國醫大師走的是師帶徒的路子，如果依照《執業醫師法》，不要說是成爲名醫大師，就連獲得行醫資格都很難。中醫本在民間，15萬名民間中醫依然面臨着非法行醫的窘境。
國醫大師的成長，離不開適宜的“土壤”和“氣候”。而中醫藥作爲我國獨特的衛生資源、潛力巨大的經濟資源、具有原創優勢的科技資源、優秀的文化資源和重要的生態資源，同樣離不開良好的法治環境。幾千年來，炮製藥材和製作丸散膏丹是中醫的一項基本技能。然而，目前自制丸散膏丹的越來越少，許多偏方、驗方、單方失傳。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對生產、銷售假藥罪做出了修改，將“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刪去，侵犯的犯罪客體變成“國家對藥品的管理制度”。該罪從結果犯變成了行爲犯，即只要實施了該行爲，即使沒有嚴重危害健康也構成犯罪。治病救人的良藥未經批准生產、未取得批准文號，難逃“假藥”的罪名。英國哲學家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爲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水污染了河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這句話發人深思。
沒有全面有效的法律保護，中醫藥別說發展，連基本的生存都難以保障。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必須從立法入手，依法保護中醫藥的健康發展。中醫藥立法的思路，應堅持“廢立並舉”。我國現行有關中醫藥的法律有《執業醫師法》《藥品管理法》，行政法規有《中藥品種條例》《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中醫藥條例》等。只有《中藥品種保護條例》和《中醫藥條例》是專門針對中醫藥而制定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只是層次低、分散、針對性不強，關鍵是中醫西管、中藥西治，讓牧師來管和尚，就像要求楚辭和周易符合英語語法一樣。適用於西醫藥的法律不僅保護不了中醫藥，反而束縛了中醫藥的發展。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不廢不立，破舊才能立新，希望“惡法亦法”成爲過去，讓“惡法”難逃“非法”的結局。期待着良法善治能爲中醫藥發展鬆開綁繩，爲解決醫改這一世界性難題提供中國式解決辦法。
中醫藥法立法1983年首次提出，距今已30年。如今《中醫藥法》(徵求意見稿)已經完成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立改廢釋並舉”。重新審視《中醫藥法》正其時，讓這部中醫人翹首期盼的法律能夠照亮中醫藥發展的路，讓岐黃之術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