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海媒體報道，在崔永元的片子裏，呈現出了一種很奇特的狀態：有很多支持轉基因的學者、科學家，但即便是再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也堅決反對實驗室裏的大米被試吃，並在轉基因實驗田周圍佈置非常嚴格的隔斷;有很多反對轉基因的民衆，對於他們來說，幸福的是，不想吃轉基因食品，就能買到非轉基因的東西。
“在美國可以一輩子不吃轉基因食品”
問：不管美國老百姓怎麼相信FDA，在轉基因問題上，我能說美國公衆確實是被矇騙了吧?
崔永元：最大的問題，出在實質等同。如果沒有實質等同，FDA就會用藥品的監管原則來監督，最少需要監督30年。有了實質等同，就用食品的方式來監督，門檻就被降低了。
其次，FDA就是傳達室的一個“劉大爺”。轉基因公司提供了一個食品，“劉大爺”來做檢驗報告，FDA要這個，你做過嗎?做過，合格嗎?合格。然後辦一個數據交接。這些所有數據你都承諾是安全的嗎?是你交給我的嗎?出了事要負什麼責任你知道嗎?知道，啪，蓋個章，那就通過了。
別人信他，靠的是他強有力的執法能力，和隨之帶來的震懾力。
問：那老布什定義的這個實質等同，是不是應該由他來負責?
崔永元：這個問題太大，我說不清楚。其中確實會涉及到商業利益和政治勢力的因素。奧巴馬在選舉時說，承諾轉基因食品要標識。但是選舉成功後，就不了了之。美國轉基因公司的宣傳力度很大，這是資本力量決定的。比如在一個雜誌上，轉基因公司一個月的廣告投放量是50萬美元。如果雜誌敢說轉基因不好，廣告商肯定就撤單了，撤單了雜誌可能就倒閉了。包括許多電臺電視臺，轉基因公司是他們最大的廣告客戶。
但“反轉”的聲音也很強，從2007年開始，很多反對轉基因的組織和個人，每年要組織兩次全球的遊行。遊行的國家有美國、加拿大、歐洲許多國家等。他們打着反對轉基因的標語，“不要把我們當小白鼠”。
問：那美國在對轉基因的監管到底靠不靠譜?
崔永元：我在戴維斯實驗室見到了幾十個博士後。去實驗室時，裏面全是各種各樣的水稻。但實驗完，全部銷燬，土都要高溫滅活。他們在做轉基因沒有什麼禁區，可以嘗試任何一種可能性，但這個是在研究室裏，跟公衆沒有關係。進入第二個階段，田野實驗就跟公衆有關係了。於是他們對地下水有無污染、對氣候有無干擾、對蜂羣蝴蝶有無異常、對人的身體有無影響，都有嚴格的檢測。然後，開始大規模商業種植的，還會有很多保護措施。比如轉基因的田地跟其他的非轉基因的田地中間會有25米的隔離帶。這25米的隔離帶，除了阻止花粉的傳授，同樣還是蟲子的避難區，大雁天鵝可以在25米隔離帶中吃到蟲子。轉基因作物收割運輸存儲也都是專門的。如果轉基因出現在傳統的農田裏，肯定會追究他的來源，來源於哪家公司。如果搞不清楚，全部燒掉。更別說是轉基因食品非法流出出現在超市裏了。
問：美國人到底轉基因食品吃得多不多?
崔永遠：美國大豆出口協會負責人告訴我，百分之四十國內用，百分之六十出口。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到中國的。
問：至少還有40%的大豆是美國人自己吃的。
崔永元：大豆還可以做成生物柴油、發電什麼的。美國每年都公佈它的食品消耗量，前三位是牛肉、雞肉、小麥。
問：美國至今沒有實現轉基因強制標識，那如何才能吃到非轉基因的食品?
崔永元：這個就是我最初參與討論時堅持的原則，公衆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是永遠沒有錯的。在美國非常簡單，轉基因不是強制標識，但不是轉基因的就開始標識了，比如有機的、天然的、非轉基因，這三種都由具有公信力的組織進行認證，再加上像SantaMonica的農夫集市上雖然什麼都不標，但是買家對賣家都是知根知底的。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如果你生活在美國，想一輩子不吃轉基因食品，沒問題。
我們的採訪一直持續到將近凌晨3點，據說崔永元是永遠的夜貓子，晚上永遠睡不着覺。當他半夜發微博與方舟子之流激烈論戰，當他半夜上傳他的紀錄片，當他半夜給中國農業大學的校長柯炳生寫公開信，甚至當他半夜在網上質疑農業部的時候，我不知道到底是夜的深沉激盪起他的意志和情懷，還是夜的黑影加深了他的焦灼和憂慮。
“在科學實驗上尤其要講究程序合法”
問：美國沒有實現轉基因的強制標識，但中國的轉基因是強制標識的吧?
崔永元：對，中國對轉基因的規定恰恰是最嚴的，我們是強制標誌，不標不行。但比如我們規定奧數班不能辦，全國各地照樣辦。規定不能擇校，有多少家長又是不擇校的?
問：就是說規定是有的，但執法不嚴?
崔永元：就拿前些日子的湖北轉基因大米來說，曝光出來了，那之後呢?是不是後面又出了別的熱點新聞就翻篇兒了?我就想問一句，超市貨架上的轉基因大米，到底銷燬了沒有?
而且中國轉基因大米的非法種植遠不止湖北一處，我可以出示許多具體證據給你。但爲什麼央視能查出來，監管部門就沒有查出來?超市裏就能查出來，爲什麼在田地裏卻查不出來?
還有之前的湖南黃金大米事件，孩子不知道，家長不知道，出了實驗報告我們才知道，這就是拿孩子在做實驗，既違法又違背科學倫理。居然有人跳出來說，手續是有問題，但是黃金大米沒問題。這樣的人是不是該把他們挖坑埋了?
問：我記得你在片子裏也有這個觀點，只要程序有問題，就不談結果。
崔永元：打個比方，我們在街頭隨便抓一個人，把他給打死了，然後公安機關來查，說打得太對了，就是一個通緝犯，身上有三條人命。這種小概率事件是有可能發生的，但是允許嗎?程序必須合法，在科學實驗上，尤其要講究程序合法。你的試驗步驟不對，都有可能出現不同的結果。
國內有專家說，BT63有可能是我們農大流出去的。但農民覺得好，他要來偷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辦展覽會，也有可能被拿走。這個專家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畢業的，我也正好去了那兒，那兒規定特別嚴格。我前面就說到過，在那兒採訪的還是一個“挺轉派”，但規定實驗室裏轉基因大米不能吃就是不讓我試吃。現在全國有好多轉基因大米試吃大會，這種人你該怎麼說他?就是應該挖坑埋了。
問：在轉基因問題上，你特別強調公衆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那這個權利又該如何保證?
崔永元：有低效率和高效率的兩種。一個是朋友圈裏，互相認識的人互相傳播。我有個朋友說這個不好，不能吃，我信他，我就不吃了，但這個跟傳銷似的，效率非常低。高效率的就是政府有公信力，你說什麼我聽什麼。這種公信力就是嚴格的立法和嚴格的執法。
問：你似乎特別強調這個選擇權的重要性。
崔永元：就是這樣，我覺得我們有選擇不吃的權利。選擇權、知情權和實驗一點關係都沒有。你只要給我標出來就行，不能騙我。更不能用一種蠻橫的態度對我說，你不吃，就是呆子，就是文傻。
問：我覺得這種權利意識，年輕人的接受程度可能會比較高。
崔永元：我特別同意你的觀點，所以我覺得有希望。現在的年輕人有自己選擇的空間和權利，他們特別願意捍衛自己的權利。
問：最後一個問題，我覺得離開央視以後，你似乎講話方式不一樣了?
崔永元：以前我覺得，我們必須把自己扮演成一個知識分子，說話井井有條，有邏輯有順序。一開始我就是這樣乾的，我用過好的語言方式，可是我發現事倍功半，我就用他們的那套方式。離開央視，我改正的第一條就是自己的說話方式，滿嘴髒話，話糙理不糙啊，效率極高。這很管用，大家一下就聽進去了。如果要一條一條，寫兩萬字的文章，都起不到這種效果。
對我個人來說，也是這種方式比較好，壓力全部釋放，戰鬥力極強，抑鬱症也煙消雲散了。以前太累，現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