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底，農民工的權益問題再次受到矚目。日前，一份由北京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公益機構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聯合發佈的《建築業農民工職業安全與職業保護調研報告》，將目光聚焦到農民工的職業保護領域。
《報告》研究者用5年時間，全程跟蹤統計了北京地區約50個工地的73起工傷案例後發現，在遭遇職業災害的羣體中，89%曾遭遇工傷拒賠，而建築業資質掛靠、層層分包機制，令37.1%“帶隊進城”的包工頭，轉身成爲資方拒賠的“幫兇”。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建築業總產值突破10萬億元大關，成爲中國經濟第一支柱產業。而建築業農民工，已佔中國農民工總量的1/5，佔中國人口的3%。上述《報告》卻顯示，職業災害與工傷拒賠，已與“惡意欠薪”並列成爲建築工人的主要傷害源。其中，超過一半職災工人是因“防護措施缺失”和“頻繁趕工”而導致工傷事故，高空墜落又是最主要職業災害，佔到58.9%。
《報告》還顯示，95.9%的職災工人沒有受過正規的職業培訓，僅4.1%取得過職業資格證。“職業培訓的缺失導致建築工人無法做到按章操作、安全施工。”《報告》執筆人李大君告訴記者。此外，“維權難”仍困擾着職災工人。高達89.1%的受訪者既無勞動合同、又無工傷保險。“勞動關係認定”，被60.2%受訪者列爲第一大維權難點，“賠付執行難”位列第二。
“工傷索賠程序的‘一頭一尾’，讓高達八成的職災工人遭遇‘殺手鐗’，工人實得賠償與應得賠償之間差距小於10%的維權案例，只有2.7%。”《報告》寫道。
調查同時顯示，受訪職災工人中，只有15.1%選擇嚴格按照工傷維權程序維權，七成選擇以法定程序之外的方式維權，甚至有12.4%的工人放棄了維權。“維權程序繁瑣、時間成本高是放棄的最主要原因。此外，支持這部分羣體維權的力量，一半來自社會公益人士，近三成來自其親友，來自司法渠道的支持太少，只佔調查樣本的1.4%。”李大君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認爲，建築業資質掛靠、層層分包制，極大降低了建築工人的安全保障。工傷之後，還誘使包工頭與工人“反目”。
“資質掛靠與層層分包已成爲建築行業通行的潛規則。即總包建築公司不直接組織工人施工，而是將工程以專項施工的方式，分包給勞務分包公司。調查樣本中，94.5%工人所在的勞務分包公司爲私人掛靠，由包工頭拉人進城。私人掛靠者爲實現利潤最大化，降低安全生產設施投入、安全管理流於形式，76.7%的職災工人未受過工地的任何安全教育。”《報告》寫道，“而一旦發生工傷，總包公司往往推給勞務分包公司，勞務分包公司推脫給包工頭。包工頭不一定具有支付賠償的能力，又不願爲失去勞動能力的工人負責。因此，調查樣本中沒有一例獲得了總包公司的賠償，僅11%獲得了分包公司的賠償。”
從《報告》調查情況看，在出現職業災害後，只有8.2%的包工頭對工傷維權報支持態度，而高達89.1%包工頭對工人的工傷維權態度消極，其中，有近四成的包工頭，直接阻礙工人的維權行爲。
《報告》因此呼籲，國家應嚴格杜絕資質掛靠、層層分包、轉包等非法行爲，力促建築總包企業與工人直接簽訂勞動合同。同時，工會、人社部門、教育等部門，爲建築工人提供免費的職業教育。“完善《工傷保險條例》也很重要，將工傷賠償‘先行支付’到勞動者最需要救助的階段，而不以‘沒有工傷保險’爲藉口。”李大君建議，“在工傷認定程序上，建議落實‘舉證責任倒置’的操作原則，只要用人單位拿不出工人非在本單位遭受工傷的證據，就要採信工人工傷的事實，啓動工傷快速認定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