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送走2016年的霧霾，一轉身，一場持續時間更久的霧霾，在2017年等着我們。
霧霾不是病老虎，更不是紙老虎。這是一頭牙尖嘴利的老虎。霧霾持續來襲的時候，朋友圈裏也出現了很多熱門的404文章——
比如，爲什麼教委不允許家長給學校買空氣淨化器?教委爲什麼不給學校裝新風系統?爲什麼不關停河北的幾千家污染企業，換取北京的藍天?(作爲一個百姓，)爲什麼污染來了，還得我自己買口罩、買淨化器?政府真的是做不到還是不想做?甚至，爲什麼吐槽個霧霾都要被刪帖?
這裏面，有人們的恐懼，也有憤怒。
無措
恐懼來自於已知。
受益於大型工業減排措施的推廣，以及油品質量相對於幾十年前的升級，我們現在的大氣污染物並不會有很高的應急毒性——山西臨汾這兩天1000+的二氧化硫濃度除外。
這就意味着，“等待”着“因爲中國霧霾而死去的那批人”的那批人，或許要等很久，才能等到具有流行病學意義的慢性呼吸道或相關疾病死亡率數據。如果我們治理大氣污染的速度夠快，或許這樣的數據未來並不會存在，或只是歷史數據上一個微小的凸起。
但孩子的反應，已經足以讓年輕的父母們焦慮。每到霧霾季，朋友圈就會有兒童醫院人滿爲患的場面。孩子們咳嗽、發燒，這讓努力在大城市留下來、甚至花費幾百萬元買學區房的家長們糾結起來——
如果長期在霧霾環境中生活，孩子的健康會受影響嗎?逃離北上廣，哪裏能有更好的教育資源?哪裏還有高薪的收入和良好的職業發展空間?中國之大，年輕的中產階級又該往哪裏去?
未知
恐懼也來自於未知。
比如，霧霾對健康的影響到底有多嚴重?哪種空氣淨化器管用?哪種防霾口罩好使?哪款空氣質量檢測儀精確度高?傳言也好，廣告也好，時不時就脫銷的爆款背後，是我們對未知的恐懼、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以及，關於這些問題的權威科學論斷的缺失。
最大的未知，當然還數中國消除霧霾的時間表。發達國家花了很多年才治理好空氣污染，其中不乏污染產業轉移這樣的飽受詬病的手段。我國從2013年正式提出大氣污染防治行動以來，京津冀的霧霾現象似乎並沒有減輕，其他地區的霧霾反而也更多了起來。
這讓人們失望和憂慮。倫敦用了62年、洛杉磯用了56年，我們呢?難道也要花一代人的時間來治理污染嗎?
這些天，已經有一些朋友在認真考慮移民或離開北京的計劃。要知道，有能力移民，或有信心在異地重新開始的朋友，都可以算是各自行業內的精英。所以，霧霾導致人才流失的觀點，不是空穴來風。
潛伏日久，環境問題這頭老虎，終於開始顯露出它的猙獰的身影。
憤怒
在關於霧霾的爆款文章裏，總能看出寫作者的憤怒。想來，這些憤怒來源於幾個隱含的默認觀點。
最直接的，是霧霾本身和應急措施對個人權益的“冒犯”。
訴諸常理想想，一個遵紀守法的普通市民，沒有露天燒荒燒秸稈燒垃圾，家裏也沒有開廠子架煙囪，甚至沒有開車上班，爲什麼要共同承擔霧霾的健康危害和直接經濟損失?辛辛苦苦搖上了車牌，加了符合國家標準的汽油，踩油門的姿勢也對，爲什麼還要每週限號甚至單雙限號?更何況，限行之後，大部分情況下，霧霾並不會減輕——“可見，霧霾並不是汽車產生的”。
在這樣的認識下，很難不把責任歸咎於排放污染的企業，特別是那些本身可能就是生產假冒僞劣產品的三無小作坊。如果屬於產能落後靠財政補貼生存的國企，拿着納稅人的錢還偷排漏排污染物、禍害納稅人的健康，那就更讓人憤怒了。
再進一步，政府監管部門的治理措施，自然也面臨着人們的監督。那些手忙腳亂、甚至讓人啼笑皆非的應急措施背後，反映的是，除了環保部門外，有些官員可能並不比我們普通市民更多地瞭解霧霾。
這會讓期待政府主導治理的人們激動，甚至難免對可能的瀆職而產生憤怒。畢竟，我們曾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掉了許多老虎，但顯然還不能馬上把霧霾關進籠子。
時間
今天，人民日報七問霧霾：什麼時候才能呼吸到潔淨空氣?
專家們的回答很謹慎。作爲一個環境學人士，我的解讀更直接些。
從成因上看，霧霾主要是逆溫等不利氣象條件形成的天氣現象，大量污染物累積在城市上空無法擴散。霧霾一旦形成，只能等風來。而防範霧霾形成，一靠風，二靠減排。
現階段，顯然，我們還暫時不能指揮老天爺。所以，就只能依靠削減污染物，削減到即使遭遇最嚴重的逆溫，也不會形成霧霾。
削減到什麼程度?直到我國的主要大氣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工業煙粉塵等跨越總量峯值，並進入下降通道。
這個減排的過程，大概至少要五到十年。
困境
《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對比了近年來霧霾與重工業發展數據：從2013年開始，總污染物排放量事實上有所下降;然而，2016年，房地產市場的升溫，拉動了重工業的復甦，使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總體上呈現明顯的反彈。
產能巨大，是造成嚴重污染的成因之一。但超標排放，同樣可能存在——地方政府的監管，當然值得懲戒。客觀來看，如果全面推廣末端治理技術，或者直接進行工藝升級，需要人力、資金的投入和落實時間。
困境同樣存在：如果釜底抽薪使房地產市場總體降溫，勢必會影響以不動產爲主要資產的中產階級的家庭財富。到時候，我們又該憤怒些什麼呢?
更何況，要想做到徹底治理霧霾，污染物的減排應該是全方位的。除了城市白領，我們也會聽到工廠工人、鄉間農民的憤怒。在現有的網絡文章裏，那些在霧霾的陰影裏工作生活的低收入工人們，那些燒秸稈會被罰被罵、不燒秸稈又沒法種地的農民，他們的聲音，完全被較高收入人羣的吐槽和尖刻質疑掩蓋了。甚至，他們本人可能也“習慣了”。
矛盾
斯坦福大學普利克能源效率研究中心研究員於洋的一篇文章或許會聽起來不太順耳。
他寫道，“一直以來，北京上海等都在利用政治力量，壓低所有帶來污染的、國家能夠干預價格的行業的產品價格，比如電力、天然氣等。所有的環保代價都不讓北京居民付費——比如煤電廠遷出北京、北京氣代煤發電和供暖後，電價暖費應該相應漲價，然而政府代替市場定價，讓全國完全或大部分地分擔了價格上漲”。
這就意味着，“污染產業遷出了京滬，但是央府卻通過干預價格，不讓價格上漲。結果，是污染紅利給京滬、污染損失外地承擔。這樣，本來被本地污染抑制的過度消費迸發了;本來應被價格正常上漲抑制的過度消費也迸發了，這就是’雙重過度消費’”。
例子很簡單。我們都在消費的房屋、汽車、網購包裝、外賣餐盒，這些產品背後，可能就是來自北京周圍不遠處的、一個又一個在黑夜的掩護下排放滾滾濃煙的煙囪。
有時，現實就如於洋寫的一樣諷刺：“在既不污染、價格還低的雙重作用下，京滬(等大城市)暢所欲爲地雙重過度消費——而污染承接地的人民，既沒有得到本該因爲承接污染而獲得的發展紅利，還因爲京滬雙重過度消費而承受了雙重的過度污染”……甚至可能“加劇階層、地區的不公平”。
所以，或許從霧霾開始，社會層面將迎來一場全面的變革——這其中，包括你我的權益保障，我們的工作內容，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的真實財富，和對未來的期待。
變革
霧霾壓力之下，需要變革的顯然不止於社會層面。從政府的角度而言，能改進的空間顯然巨大。
首先要改進的，就是信息發佈。難道信息及時更新公佈，就僅限於發發預警嗎?新聞發言人制度建立了那麼多年，如此重大的、關係到幾億人的公共事件，沒有一場及時的發佈會、沒有及時站出來告訴公衆應當注意什麼、什麼樣的防護措施科學合理、這次或上次的霧霾成因如何、積累了何種經驗教訓?
其次，前面也已說到，霧霾從來就不可能是環保一家的事兒。比如教育系統，現在家長的呼聲如此之高，能不能及時給出一個關於新風系統或者淨化器的解釋?各地的措施是否應當在更高層面上取得統一?又比如，能源結構的改變、替代，顯然需要更多的部門協調進行。
其實，中國的環保起步並不晚。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中國就派出了代表團。彼時，美國剛剛經歷1969年凱霍家河大火(受納油污太多，這條河居然點火就着)，日本剛剛經歷1968年“水俁病”、“痛痛病”、“米糠油”事件三連殺。之後，中國建立了基本的環境保護制度;1982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成立。
但是，在經濟的後發追趕中，環保逐漸成了落下的一課。中學課本給學生的諄諄教誨，是“不能走發達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但事實上，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2008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才升級爲環境保護部——這也是當年忽視環保的縮影之一。
歷史上，他國的霧霾，並不是靠風吹走的，而是馳而不息、功不唐捐的持久努力。在與霧霾同行的日子裏，人們沒有必要過於相互指責。真正需要的，是取得共識，並共同行動。
面對猛虎，所有的恐懼與憤怒，最終都應當化爲改革與行動的動力。把腦袋埋在沙裏，希望通過提高標準降低紅色預警天數，或者把霧霾推給氣象災害，那隻能是無濟於事的鴕鳥。英國、美國、日本、比利時……先行工業化國家用無數生命和痛苦換來的教訓，應當爲我們所借鑑。聽過了那麼多道理，人們有權利過好這一生。
畢竟，生活本身，就是政治。
